爱华网对于中国的史官来说，恐惧和奉承这两种影响要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容易使他们的指针偏离电极。为了避免这两种错误的根源，《起居注》被锁入一个铁柜，直到在位的君王死后才能够打开。然而这一条款并不总是有效的。奉承话对于活着的君王来说，也许会显得刺耳和令人厌恶，但是对于哀悼已故皇帝的亲属们来说，则会显得像音乐般动听悦耳。因此，正是屋达维娅②因为弗吉尔描写已故将军马塞卢斯的诗句而向诗人慷慨支付了昂贵的报酬。还有，在上一位皇帝③去世的时候，皇太后欣喜地看到有一篇称颂已故皇帝的文章将那位荒淫无度的低能儿描绘成了一颗耀眼无比的大明星。古罗马的元老会难道不是惯于在已故皇帝的亲属继承皇位时，用庄严的投票来把那位已故皇帝抬到天上去的吗？中国的作家在这方面一点儿都不比古罗马人更加真实。但我们不时地可以看到，在中国作家中也有像堪与古罗马鼎盛时期相媲美的那种坚贞不屈的例子。例如几年前，有一位叫做吴可读的御史（这个头衔的意思就是史官）对把本朝的光绪皇帝过继给咸丰皇帝的做法提出了抗议，因为这样就使得前任同治皇帝享受不到有一位儿子来祭拜他灵魂的安慰了。为了加强他奏章的分量，这位御史竟在他所试图帮助的同治皇帝墓前自杀了。这位现代御史的例子难道不是使得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关那些殉道者史官们的故事更加可信了吗？Incedis per ignes Suppositos cineri doloso;（他大步流星地冲向火海，倒在了阴险的灰烬之下。）贺拉斯这样描述波利奥④，当后者提出要写新近那次革命的历史时。没有人能够比中国人更清楚在一次王朝的火山喷发之后，覆盖在熔岩上的那层薄薄的壳会有多么危险。正是为了防止恐惧和奉承的变态影响，所以他们会等待皇族的最后一位子孙不再统治之后，才开始编写或出版该王朝的历史。明代的历史是直到满人登上皇位之后才出版的，负责编写明史的那些史官们花费了四十六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项任务。正史总是通过跟野史进行校勘来加以订正的，后者总是在一个王朝的太阳落下之后才像一萤火虫般地冒出来，并用它们的荧光来照亮这个时期的。除了这些普通的安排之外，还有一种澄清历史之源流的特别措施。它包括在经历了很长的间隙之后，又肩负神圣使命的圣贤者来拨乱反正，修改前几个世纪的编年史，并且张贴帝国的末日审判书。有四位这样的圣贤已经出现，他们分别是：公元前6世纪的孔子，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迁，11世纪的司马光，一个世纪以后的朱夫子⑤。整个世界都在急切地期盼第五位圣人的横空出世。|www.aihuau.com|15当然，每一次修改都减少了史料的数量，然而在经过他们的筛选之后，仍然有数量极其庞大的史料无法进行删减，逝去的往昔被埋葬在那些史料之中，而非被它们所照亮。上面这第一位伟大的编辑者，根据他弟子们的阐释，编辑了多达六十本的史书，或约有二十卷。第二位编辑的史书共有一百三十本。第三位所编辑的史书，数目达到了令人惊讶的三百六十本。而最后一位编辑的史书，尽管据说是剪辑本，也达到了五十五本。
二十四个朝代的历史全部加起来，总数是惊人的三千两百六十六部，或一千六百三十三个单卷本。这个数字已经够吓人的了，可是对于那些堆积如山，尚未经过炼铁炉内的火焰熔冶的矿石，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提一下下面这个事实也许有助于我们对这些原始珍贵史料的广度有一个概念，即在上一个皇帝只有短短十三年的任内史料便至少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卷了。此外还有这个时期与正史相平行的野史，例如两百一十一卷的太平天国史；一百六十卷的捻匪史；还有在喀什、甘肃和云南分别发生的三次回民叛乱的历史，它们还没有写完，但肯定卷数还要更多。假如说以前各朝代所问世的历史著作在多产方面只及现在的一半，那么光是清朝的作品就足以装满海边那位守护神的藏书楼，更别提在二十四个朝代中所问世的所有历史著作了。……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历史往往停留在一种尚未发展完整的阶段，这就跟中国其他许多发源于古代的高雅艺术一样，它们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永远停滞不前了。正如莱昂．普莱费尔所说，有些人“只看见树，而看不见由这些树所组成的森林”。中国的编年史家就是这样，他专注于按时间的顺序把发生的事件都加以分门别类，但却没有注意到贯穿于整个民族和漫长世纪的巨大运动潮流。他记录每天发生的琐碎事件，这样的历史就像是天文学中每天记录对于星辰的观察。成千上万个勤勉的天文观察家们所记录的观察显然都是徒劳无益的，可是当开普勒的眼睛扫过这大量记录下来的事实之后，便从中演绎出了行星的椭圆形轨迹。我们难道不能指望有某位大师级人物将能够从这堆积如山，杂乱无章的事实中间找出某种起支配作用的法则吗？能够为中国做到这一点的将会是一位本地人，然而除了要具备翰林的文化知识之外，他还必须要受过西方大学的专业训练。在本地学校训练出来的历史研究者是目光短浅的，他们可以用微观的洞察力来分析某个特定的事件和人物性格，但是他们完全不能够具有广博的综合能力。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可以指出三个规模宏大的运动，其中每一个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现状都是不可缺少的，就像开普勒解释太阳系的三大定律那样。然而没有一位本土的作家似乎已经懂得了它们中间任何一个运动的重要性，或者对此形成了一个概念，这三种运动分别是：中国人对于中国的征服；鞑靼人对于中国的征服；帝国内向心力量与离心力量之间的斗争。就中国人的想法而言，有关中国被中国人征服之说无异于那个古老的政治新闻：“荷兰人占领了荷兰。”对于他来说，中国人一直就拥有中国，而且据他所知，中国人是直接从地下蹦出来的。然而一位外国学者的眼睛，因接受过追溯民族来源的专业训练，可以马上就看出中国人是一个外来民族，他们大约在印欧语系的印度人征服南亚半岛的同时，凭借其发达文明的力量，对东亚流域进行了征服。他会注意到中国人迁移的第一站是在黄河流域，表明他们来自大西北，并且沿着黄河来到了中原。至于他们从哪儿来，他也许还不能够十分肯定，但是他发现中华帝国的三分之二领土，甚至到了作为典范的周朝，仍然由蛮族所控制，后者必须被视为是真正的土著。他看到这些蛮族后来逐渐被更优越的种族所同化和吸收，直到土著的残余部分被驱入深山老林，后者在那儿仍然保持了他们的独立，而且世世代代的矛盾冲突在那儿仍在继续。这种矛盾冲突史的第一回合可见于《尚书》中有关舜帝征服“三苗”的简略描述。最近一个回合的矛盾冲突还没有被写成文字，然而有一张沾满了鲜血的纸记录了贵州苗子的臣服和日本人的力量在台湾岛上的扩展。对于一位中国学者的笔来说，这该是多么好的一个主题，只要他能够扩大他想象力的范围，以便能够把如此广阔的视野收入眼底。从源头来说，三大运动中的第二种运动是与第一种运动几乎同时发生的，并且两者平行穿越了所有的时代，直至今日。在中国人的心里，鞑靼人的征服只是指目前的统治部族满人的成功入侵。但是对于一位进行更广泛考察的西方思想家来说，它意味着中国北方名目繁多的蛮族千百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以试图夺得一个因其开化居民的勤劳而变得富裕的国家。鞑靼人征服的第一阶段是于公元前771年进入中国的内地，其深入程度足以使他们摧毁位于现今西安府附近的西京。皇帝和他的妃子们在西京的废墟中丧命，这位不幸帝君的继承人把京师东迁到了帝国中部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在稍后一个时期，东京洛阳也遭到了鞑靼人的劫掠。后来（并非按照该矛盾冲突的波动起伏），当帝国的北部被鞑靼人占领之后，皇宫从黄河岸边迁移到了扬子江的岸边，再从那儿继续南迁⑩，企图逃避鞑靼人。然而后者在忽必烈的率领之下，成功地首次征服了整个中华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