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除了这些犹如时间长河那样源源不断的任务之外，翰林院还为皇帝所有的文学工程提供作者和校勘者。其中有些文学工程堪称浩瀚巨大，可以很肯定地断言，只有那些修筑长城和开挖京杭大运河的人才能够承担这样的工程。中国倘若没有在京师还有一个养着一大群博学作者的永久性机构的话，是根本没有勇气来面对这样艰巨的任务的。有两件这样的最令人瞩目的文学工程是在清朝统治下完成的，而第三件规模也许更大的文学工程则要回溯到明朝。最后提到的那项文学工程就是《永乐大典》，一套在三十万卷皇家图书的收藏基础上编纂而成的百科全书式类书。为了编纂这套类书，曾经雇用了两千一百六十九名文书和誊抄者，并有三名总裁、五名副总裁和二十名提调。这项文学工程完成时，共包括了两万两千九百三十七卷书，大约有一万一千多册。这套书从未全部刊印出来，仅有的三套《永乐大典》中的两套和第三套中大约十分之一的书籍都毁于明朝灭亡期间的动乱和后来的大火。⑧康熙年间（17世纪后期）进行了一项类似的图书编纂工程，用精美的铜活字刊印了六千卷的书籍，统称为《古今图书集成》。大约一个世纪以后的乾隆年间，又进行了一项更大的图书编纂工程，以图补充《古今图书集成》，并且保存传世文学作品中最珍贵的部分。这套书是用木活字刊印，题为《四库全书》。这两套类书重现了一大部分此前的图书，然而人们还是花了很大的功夫来誊抄和保存原书。乾隆皇帝为了此书的编纂专门指定了一个由翰林院成员组成的班子，而且有一套《四库全书》据说现在成为翰林院藏书楼收藏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提一下其他两部在明朝完成的大型类书，它们在清朝经过删选和修改后又得以重印。假如说永乐皇帝在制定律法上是一位中国式的查士丁尼一世⑨的话，那么他的特里波尼安⑩们就得到翰林院去找了。明朝第三个皇帝永乐统治期间由翰林院编纂的《性理大全》到了清朝第二位皇帝康熙统治下又由翰林院进行了删改。翰林院在后面这位著名统治者的命令下所做的另一项更重要的工作就是以皇帝名字命名的《康熙字典》——这项工作更加符合翰林院作为文学团体的性质。梯也尔[11]曾经发表评论，说法兰西学院具有“匡正语言进程的使命”[12]，法兰西学院就是通过出版著名的法语词典做到了这一点的。几乎与此同时，翰林院的成员们也正通过编纂康熙大词典来为中国的文字完成一项十分相似的任务。《康熙字典》的权威性要远远高于《法兰西学院词典》。跟这些严肃工作相关的还有另一篇短小的作品值得一提，那就是以康熙的名字发布的《圣谕广训》。然而这既不是康熙的作品，也不是雍正的作品，而纯粹是出自翰林之笔的冒名作品。在《皇朝词林典故》中我们发现了指派这项任务，并限定文章式样的一个敕令：圣主仁皇帝上谕十六条，乃系纲领，今欲诠解发挥，畅明意旨，以晓兵民。着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将每条作训诫文一篇，名曰上谕十六条广训。文体散行，字数在五百以外，六百以内。需明白条畅，勿太深奥，勿涉鄙俚。兵民并加训饬。翰林八九人，分与一条，各拟一篇，各人封进。
|www.aihuau.com|5从这个上谕中可以看出，风格典雅，并构成《圣谕广训》主体部分的“上谕十六条”原来是从一百多条警句中挑选出来的——堪称顶尖高手的精选之作。在满族王朝的初期，翰林们更多时间是在从事监督把中文作品译成满文的工作，如今在北京满人中间能读懂满文的已经凤毛麟角，以致这些汗牛充栋的译作几乎已经失去了任何实用价值。本朝统治下博学翰林正从事另一种性质不甚相同的工作，这表明中国人并不像一般认为的那样缺乏革新精神。作为少数民族的满人统治自然有找到一条获取知识快捷方式的需求，于是翰林院的博士们就要给皇帝陛下提供有关中国历史和经典著作的简易读本。这种做法是要把艰深的原文改写成易于理解的官话——这种风格受到这些博学翰林的鄙视，正如欧洲中世纪的学者鄙视那时的俗语。我们是否可以希望这些作品，在用于教育皇帝之后，像耶稣会士（为法国皇太子）所准备的课本那样能公开发行，以用于为他的子民带去启蒙的光明？由于本书中主要是为了说明翰林们所做文学工作的种类，而非其广度，所以假如不提及翰林们的诗歌成就，这些评论还是不完整的。翰林们都是诗人，而且每一个都是将自己的才华用于称颂皇帝的御用桂冠诗人。斯威夫特曾这样描述过一位英国的桂冠诗人：扬不得不扭曲自己的创造才能 去恭维恶棍，否则就会失去俸禄。 在中国，桂冠诗人的职位并不是设立在这样的条件上的。贤明的皇帝们往往会用朱笔删去御用诗人所献上的最佳恭维诗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乾隆皇帝认为有必要提醒翰林们避免诗人和随从的流行弊病。中国的诗歌有更好的用途。诏令和官方的布告一般都是用韵文写成的，而梭伦正是以同样的理由用韵文来传播他的法律。韵文体的说教作品更是不计其数，绝大部分都像荷马笔下的舰队列表一样琐碎枯燥。譬如一部有二十多卷的丛书收录了用一种称做“赋”的不规则韵文体来创作题材包罗万象的作品。既然翰林的身份被界定为誊写和编纂人员，期待他们出原创性的成果未免有点要求太高。翰林们很少能创作出原创性的作品。他们也许可以模仿孔子，把“述而不作”的信条铭刻在门楣之上。梯也尔先生在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时候曾这样说道：一进入这座殿堂，我就感到法国历史上最宝贵的记忆开始在我内心苏醒。高乃依、博埃、伏尔泰和孟德斯鸠，这些伟大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出现并就座；年代较近的这儿还坐过拉普拉斯和居维叶等人……拉普拉斯、拉格朗日和居维叶这三位伟人开启了一个世纪；众多年轻而充满热情的知识分子追随他们而来。有人研究我们所居住星球的太古时代的历史，以此来启迪作为地球居民的人类史；有人为人性之爱所驱使，努力征服自然，以改善人类的生活状况；还有人研究各个时代，游历诸国，希望能够对增加智慧和伦理哲学的财富有所贡献……站在你们这些忠诚而坚定的科学之友中间，请允许我大声宣告：参与这个时代崇高劳作的人是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