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只需稍微暗示一下这个情况就足以博得会心的微笑。中国政府的长期统治及其治下众多百姓所享有一定程度的繁荣，这些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钦羡吗？为什么西方文明要复制一种被公认为行之有效的精密机制会被认为是自贬身份呢？在从中国人那儿借鉴过来的技艺中，我们并没有一味模仿，而是对每一个事例都作了改进，甚至连最初的发明者都感到惊讶。我们采用了活铅字，并在印刷中使用了蒸汽和电力；我们用罗盘导航，穿越了中国平底帆船从来就不敢穿越的海洋；我们制造的大炮就连火药的发明者做梦都没有想到过。一个被移植的竞争机制难道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吗？难道我们不能够摒弃它在中国的一些缺陷，并使它比在本土的环境下产生更好的结果吗？因此我认为，假如我能够用简短的篇幅来介绍一下这个中华帝国的绝佳机制，将不仅能够满足读者简单的好奇心，而且还将达到一个更好的目的。科举考试的首要目的就是为国家政府选拔人才，无论它在哪个方面有失败的地方，都不可否认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它的特定目标。中国的官吏几乎无一例外是受教育阶层的最优秀人才。无论是在京师，还是在各个行省，在每一个文学领域拔尖的都是官吏。皇帝正是借助了他们来教化和统治中国的百姓，而书商们则借助他们来寻求增加中国的文学作品——十分之九的新书都是由官吏们创作的。在社交场合，他们的交谈中充满了对于古典作品的引喻。他们不作饭后的演讲，而是习惯于用即兴赋诗的方式来作为消遣，显示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才华横溢。他们的职责包括鼓励童生们努力学习，主持各级的公共考试，并且巡视乡学、县学和府学——总之，以身作则，用榜样和箴言来推动教育的发展。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没有什么能比他在官方职责的这一领域失察更感到羞耻的事了。事实上，官员们被如此认同于中国人思想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以至于外国人把他们看做一个优雅的种姓，就像印度的婆罗门，或像埃及僧侣那样，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宗教团体，对于学问享有垄断的地位。这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误会。这些令人敬畏，穿着刺绣官服，在随从簇拥下大摇大摆从街上经过的威严官员们其实并没有世袭的爵位，也不是因皇帝宠幸而做官，更不是由臣民们普选出来的。他们是自选的，并因此获得人民更深的崇敬，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靠自己的学识和能力获得官职的。还有什么能比给所有人“机会均等的激励灵感”（安森8226;伯林格姆语）更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中国就是以这种真正的民主而傲视世界民族之林的。因为无论它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有何种的缺陷，人们必须承认，中国在鼓励人们发奋努力和奖赏学业成就上设计了最佳的方法。至少在这个国家里，财富无法使它的拥有者登上权位；就连皇帝也无法把官职授予没有受过教育的宠幸者；而乌合之众的反复无常则更难使没有能力的蛊惑民心者获得国家的荣誉。能够带来上述结果的科举制度并非是对中华帝国传统政策的创新。它的基本特征可以追溯到有历史记载的最初阶段。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中国人仍然在坚持这个制度，这正说明其国民性中的保守因素，而科举制度所经历的重大变化也证明中国人并没有为传统所束缚而止步不前。|www.aihuau.com|14……
我们承认，所有这些都透露出一种东方特有的炫耀和夸张。它所反映的是古代中国科举考试的艰辛和汗水，而非现代世界的思想劳动和智力胜利。但显然这样一种能引起全国上下如此大兴趣的竞争一定会产生非常重大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考试制度可以选拔出最有才华的人来为公众服务；但除了这个最主要的目标之外，他还对人民的教育和政府的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这是中国在教育制度所能展示的一切。中国只有为数很少的书院，完全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大学，④也没有全国性的公立学校体系，然而我们可以有信心地断言，如果中国每一个皇帝都能像奥古斯都那样奖掖文学，每一位大臣都能像梅塞纳-马恩省斯那样慷慨解囊，中国对于学问的赞助将会比西方更为行之有效。因为国家向所有的子民宣告：“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你们竭尽所能地发奋学习吧。当你们准备好了之后，就去参加科举考试，政府会量才录用，奖励你们的成就。”这种热情深藏于每一个渴望获得功名的人心底，没有任何东西可与之相比拟。他们不仅在学校的老师督促下勤奋学习，而且在离开学校之后，学习的热情丝毫也没有减弱。他们在孤独和贫困中学习；他们在家庭的重负下和冗杂的事务中学习；那闪亮的目标在一生中始终伴随着他们，直至他们的目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渐黯淡。一些抱负远大者要求自己每天读写一篇新的文章；而且在每次举行科举考试时，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去报名应试。即使失败，他们也会用铁杵磨成针的典故来激励自己继续努力尝试，相信坚持不懈最终能换来成功。我们曾遇到过一位年老的官员，他骄傲地向我们讲述自己在成为举人之后，举家从偏远的云南迁到北京，以便能参加京师的会试；以及他如何在三年一次的考试中屡屡失利，直到经过二十年的耐心等待之后，他终于在第七次会试中考上进士，当时他已经年满六十。在当上进士七年之后，他终于荣升天津府府尹。在我们的桌子上有一张成功获得举人头衔的名单，上面共有九十九人，其中十六人年逾四十，这些人中年龄最长者已有八十三岁，另一位也有六十二岁。平均年龄超过了三十岁，而进士的平均年龄自然还要相应更高一些。想要获得成功的动机对于学生来说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他们一旦参加过科举考试，就会把学习视作他们毕生的职业。于是我们便有了一个人数合计在两三百万的社会阶层，他们通过不间断的练习来保持学习能力，在西方任何国家中都找不到像他们那样文笔流畅和记忆上佳的人。假如说这些人教育水平并不高，那也不是竞争制度的过错，而是要怪中国衡量思想才能的标准制定的不合理。在中国文学高于一切，而科学则什么也不是。人们一生沉溺于文字，而不是实物；对于习得能力的培养要远甚于对于创新能力的培养。……这就是中国科举考试的竞争机制，以及它的一些优点和缺点。将它的一些类似特征嫁接到美国的共和政体上难道不是可行的吗？它更符合我们自由政府的精神，因而可以期望它在这个国家结出比在中国更甜美的果实。考试制度在英属印度的实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英国，外交和领事部门也已经建立了竞争机制；而我们如果希望美国的国际影响与国内的伟大和繁荣相匹配的话，就必须在对外事务上采取类似的措施。我们的政府什么时候才能够认识到，一名好的领事要比一艘军舰更有效，而一名得力公使的价值要远甚于一个海军舰队？要确保能有好的领事和得力的公使，我们就必须从一批经过选拔和训练的人中再去挑选。在实行这些改革时，来自罗得岛州的詹克先生所提出的法案⑥可作为一个切入口。它将获得人们对于下列原则的肯定，即晋升职务须依据业绩，这一原则肯定不能算是别出心裁。但是光有这一点还不够。他指出“它并不触动那些必须征求参议院意见和同意才能进人的职位。它也根本不会妨碍大街另一端人们争先恐后地争抢政府机关的职位，或国会山众议院挤满了走廊的急切求职者。应该记住这个法案只跟由总统和各部部长们任命的低级官职有关。”然而侵犯参议院的权利又会带来什么危险呢？求职者在一组考官面前为了获得他们的同意而证明自己的能力，难道还有任何其他事情能比这更有助于参议院提出“意见和赞同”的吗？了解相同的事实难道不能帮助减轻总统的负担，并把他从目前为挑选合格人才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中解脱出来吗？这样一种安排并不会取消行政任命的权力，而是调节它的具体实施。假如应用于选举机关的职位，它也不会进一步妨碍人们的选择自由，而是确保候选人具有适当的资历。要为民权至上论制订规则也许并非易事，但反观美国的官员们绝对不是社会中最有思想才华的阶层，这一点是令人感到羞愧的。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