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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民性的影响我们即将涉猎的这一研究，其兴趣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国民性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教育的影响。除了极端的事例之外，我们认为这种假设是真实的。所谓极端的事例就是指在热带或寒带地区生活的居民，在那些地区所有的事物都向暴虐的自然力量低头妥协。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在这样的环境中，气候对于教育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正如气候能够决定伦理道德和制定法律那样。在温带地区，自然环境的差异较之思想和道德的影响，就成为个性形成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例如有很多人提到山区风景给人带来的灵感，这种灵感在那些最少看到山景的人身上显得最为敏锐，假如不是最有效的话。但正如约翰．福斯特所说，对于一个在阿尔卑斯山脚下长大的少年来说，一起玩的同伴对于他性格塑造的影响，要千倍于他屋子后面那些高耸的群山。中国人的独特个性——因为他们确实有一个明显的个性——并不能以他们居住在大平原上为解释理由，因为中华帝国的疆域有一半是山区。它也不能用中国人吃米饭这个理由来解释，因为在中国的北方，大米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少数人才能够享用。更不能把它解释为是受气候的影响，因为中国人口分布很广，疆域跨度很大，而且中国人向四处迁移，并在各个区域都繁荣发展。甚至也不能用原始族中的统一性和持续性来解释，因为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他们吸收并融合了好几个其他部族，而且历史表明，他们自身的特质在不同的时代中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这种现象的真正秘密在于这样一种力量，我们亲眼目睹这种力量强大得足以将满族这么一个狂暴的游牧民族改变成为中华帝国居民中最中国化的民族。这种包含了上千种因素的力量统称为教育。正是教育给生活在各种不同自然环境下的中国人身上打下了一个统一的烙印，正如把连续不断的纸张送到一个雕版下面去压一下，都会带走一个大致相同的图案，尽管这些纸张的质量可能会有差异。……中国儿童手与脚的活动要晚于西方的儿童，因为他们在生下来之后的头一个月里被紧紧地裹在襁褓之中，此后又穿着过于臃肿累赘的衣服。中国儿童思维发展缓慢的原因与此颇为类似。一个欧洲的五岁儿童能比十岁的中国儿童表达更多的思想。这并非是一面之词，也不能把它归结于种族差异，因为我认为中国人在智力上并不逊于所谓的“最优等民族”。假如我们的婴儿室没有那些在儿童眼中含意无穷的拼写图画；没有瓦茨和巴伯德等人的儿歌童谣；没有那些把儿歌印入儿童脑际的甜美音乐；更重要的是，假如没有那些能激发儿童渴望看书的圣经故事和历史逸闻，那么他们的思维发展将会减缓，童年的快乐又会多么的匮乏！对于我们来说，知识的启蒙要早于上学读书，就像被大气层所折射的玫瑰色霞光总是先于日出那样。在中国没有这样的相应媒介，也没有这种红色的朝霞。火炉旁的语言并非书本上的语言。中国的母亲和奶妈往往不识字，父亲也更倾向于把启蒙工作留给私塾老师去做。他们更倾向于这么做，因为按照古老的习俗，禁止父亲成为自己孩子的启蒙老师。④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父亲服从于自己的理性，以教授自己的幼子为荣；也有一些母亲拥有出类拔萃的文化修养，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夜空中如明星闪耀，最先引导自己的孩子们踏入文学世界。|www.aihuau.com|14最终能在翰林院拥有一席之地的人当中究竟有多少是得益于这样的早期教育现已无从考证，但其数目无疑是很可观的。我们曾听说有两位浙江的文人在一位受过教育的母亲哺育下，不仅学会了机械性的书法技艺，而且还掌握了更为高深的写作造诣，最终两人都获得了“翰林”这个荣誉。还有一个同样的例子，翰林院的史料中记载了这样一位崇高母亲的事迹，以及她声名显赫的儿子的名字。乾隆皇帝曾用朱笔御批，称颂儿子的才华和母亲的美德。皇帝对钱采臣这样写道：“获其学识自隐途，其母以德授之以文。”在诗歌的序文中，皇帝陛下还写道：“钱母陈氏长于骈文，于幼时多励而引其学。钱曾作画，述其母持轴释以典籍之义。朕甚以为然，做彰文记之。”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样一篇御笔褒词比堆在她坟上的所有大理石或花岗岩都要更加珍贵。学校生活的开始然而总体而言，一个中国家庭并非心智发展的温床。儿童在满七、八岁之前都是无所事事，听凭其自然发展。然后人们会打开皇历，选一个黄道吉日，使一位男童开始他的学习生涯。身穿节庆的礼服，头戴饰有流苏的帽子，打扮得像一个小官吏之后，他便离家前往乡塾，脸上焕发出幸福和自信的光彩，似乎天上的星星都把光投到了他的脸上，他的朋友们都预测他将最终成为一个翰林。进屋之后，他要进行两项崇拜仪式：首先在孔圣人的画像前行叩拜之礼。孔圣人被尊为智慧的源泉，但人们并不指望他会真的给崇拜者以任何监管。然后，男童要以同样的方式，并怀着几乎同样的尊崇，来叩拜即将引领他懵懂的脚步走上只是探寻之路的老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教师职业能比在中国那样更受崇敬了。人们不仅以最尊崇的形式来向活着的老师致敬，就连抽象意义上的“师”这一名字本身，也会成为几乎是偶像崇拜的对象。在某些场合，它会跟天、地、君、亲等字样一起刻在一块牌位上，成为“五圣”这五个主要的崇拜对象之一，在庄严的仪式中被顶礼膜拜。这是原始时期的一个古老遗俗，当时的书籍很少，学生完全依赖于睿智导师的口头传授。在那个时期，东亚、西亚和希腊的学校都是漫游型的，或者说（就像杰里米．泰勒⑤所描述的他那个时代的教堂那样），老师都是一边散步，一边授课的。学生们习惯于夜以继日地追随他们的老师，跟随他从一个国家漫游到另一个国家，以便能够抄录和铭记他最不拘礼节的谈吐。在追求知识上，他们的客观条件无法跟现代的学生相比拟。后者的图书馆里有成千上万的藏书，而且身边的教师也有数十名。然而古代的学生生活也并非没有它的补偿条件。实用的伦理道德，即性格的形成，是主要的目的，而智力的培养则降到了次要的地位；而且在这样一个社会状态下，体育当然也不会被忽视。教师的人格力量对学生产生出深远的影响，激励他们去热切地追求美德；而通过问答来进行学习的方式也激发了学生的一种探索精神，并鼓励学生思想的原创性。但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虽然名称和形式仍在继续使用，但实际内容已经丧失。……从用毛笔写下第一撇开始，学生就会固守这种对仗的结构，无论他的学问有多深厚。当他成为翰林院编修或内阁大臣时，在节庆和聚会的场合按旧诗句的形式来即兴创作对句更是一种流行的娱乐活动。每一个音节都可折射出一个诗意的画面，或隐匿一个深刻哲理的锋芒，这种对句提供了一种表现机智的绝妙方式。诸如米里巴俄斯和米纳尔卡斯之间所展开的那种诗歌竞赛⑧在中国简直是每天都有。无论是婚礼、祝寿，还是在其他的场合，凡事要送礼物的时候，没有什么能比送一双写有对仗贺词的卷轴更为风雅和得体的了。当一个初学者做了足够的对句练习，使对称的观念已经成为本能的时候，他就可以进而学习写其他形式的文章，后者为他的能力提供了更自由的空间。就像用简单的语言来扩展单一思想的“授帖”；用较为正式的文体来阐发某一主题，篇幅也较长的“论”；还有些给假想人物，并适合于各种情景的书信。在这最后一种文章体裁中，“书信大全”中的各种形式被亦步亦趋地得以抄袭，但在其他两种文章体裁中，内容往往被视为比形式更为重要。不成熟的思想也被允许展示其力量，在几乎没有限制的情况下来详加阐发。在第三个阶段，写作是主要的目标，而阅读则完全成为辅助的课程。作文大部分采用韵文的雕琢形式，和一种被称做“文章”的散文，后者修饰的成分甚至更大。必须阅读的作品内容主要包括修辞模板和历代的诗文选集。历史也要读，但仅限于中国历史，而且是概略。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增长才智，而是为了能在写八股文时可以引经据典地进行修饰。其他课程的学习也是如此。知识和修养并不受到重视，而文章的形式风格却放在首位。十年寒窗的目标，整个教育制度的成果就是“文章”。因为凭借这一点就可以在科举考试中确保成功，以进入仕途，所以学生在进入了他们准备课程的第三个阶段之后，马上就要开始新的探险。……秀才这个第一级的学位是由各行省的学政使来颁发的，每科十五至二十人，大概只有百分之一的童生有机会获得此项称号，并成为九层宝塔的底层。第二级学位的考试，即考举人的乡试是在每个行省的省府举行的，三年一次，由特别考试官主持。它共有三场考试，每一场考试要考三天，加起来就需要有九天几乎连续不断的不懈努力——这种对于精力和体力的严酷考验常常使年老体弱者难以坚持。除了能用散文和骈文来写文章之外，生员还必须显示它对于历史（中国史）、哲学、评注和考古学各个分支的熟悉程度。仍然只有百分之一的考生才能够获得举人这个头衔。直到这些幸运儿成功地通过了京师三年一次的会试，才算真正有了当官的机会。然而他们还要通过在皇宫里举行，并有皇帝亲自在场的两场殿试，才会被分配到各自的职位上去。在这次考试中成绩最优秀者会得到“状元”的殊荣——这一荣誉是如此的显赫，在西方的教育体系中根本就找不到可与此相提并论的东西。在上一个皇帝的任内，人们甚至认为有必要把一个状元的女儿召进宫来作为皇后。[17]殿试中大约二十名成绩最好的考生被接纳为翰林院编修，大约有四十到六十个人成为翰林院庶吉士，其余的人则被选派为京师和各行省的各级官员。即使是最下等的官职也足以补偿其一生的贫困和辛劳。总之，科举考试的竞争制度似乎注定要在推动思想运动中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而这个思想运动的起始阶段已经清晰可见。它已经给现有的国民教育带来了希望。即使说它迫使中国人的心智在过去长时期内都像碾磨一样在原地打转的话，那并非该制度本身的错，而是人们滥用了这个制度。当不断增长的西方科学影响激发出一种新的精神时，我们将会在不久的将来看到一百万或更多的学生以全部的热情、耐心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就像他们目前热衷于参加科举考试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