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思辨哲学①这个术语的含义听起来有一点模糊，然而它包含的内容确实也很宽泛。它代表了物理科学问世之前的一种早期哲学思想——我们是否还应该补充说，是在逻辑学问世之前，而且基本上忽视了逻辑学，后者的职责就是分析推理的过程，并且确定知识的范围。虽然思辨哲学在大多数国家都显得不规则和有随意性，但用生意场上的“投机”②这个词来形容它倒还是比较贴切的。为什么在股票市场里的投机者就像掷骰子那样，可以获得巨大财富或引起破产？这难道不就是因为他无法控制未知事物和可变事物等因素而造成的吗？然而不确定的因素正好给他的风险投资带来了最大的乐趣。对于那些致力于阐释存在之奥秘的早期思想家来说，难道不也正是如此吗？当他们所要寻找的地极区域被冰冻的海洋所包围时，他们不懈的努力没有得到完全的成功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然而他们在这些地区和各个历史时期对于真理的追求被恰如其分地视为人类最崇高的职业。它也并非毫无成果。如果发现在这些高纬度地区的中国探险家们将他们的旗帜插在比其他民族的探险家们离地极更近的地方时，人们会感到奇怪吗？为了显示中国人已经获得的成就，我认为不必要将中国哲学追溯到思辨的发端，而是要选择一个中国思辨哲学最活跃的时期，而且要选在当今占支配地位的哲学已经形成的时期。在中华帝国有历史记载的四十个世纪中，仅有一个世纪可以被选作是最典型的哲学时代。这是在宋朝的初期，当时的欧洲正被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西方世界正受到十字军的强烈震撼。宋之前的几个朝代都以思想活动的各种形态而著称——其中有一个秦朝发明了政治制度，另一个汉朝以历史著作而闻名遐迩，第三个唐朝以诗歌和戏剧等作品而流芳百世——但是一直到了宋朝，中国人的心智才表露出想要质询天地间一切事物的性情。在重振信仰和知识的基础这项工作中，有五个人成为领军人物，他们的姓（其中有两人是兄弟）奇特地形成了一个只有四个音节的头韵诗行——Chou, Chang, Cheng, Chu（周、张、程、朱）③——这些名字全都是那么的如雷贯耳，以至于他们可以与昴星团中的七颗明星相媲美（这样的明星能有许多吗？），后者的光芒还未曾到达西方的海岸线。上面最后提到的朱姓哲学家鹤立鸡。他并不比别人更富有原创性，但是他结合了一个勤奋学者和一个敏锐思想家的质量，而且知道如何将前人的零散的光芒聚集在一起。虽然他部分借助了从别人那儿借来的光芒，但朱熹就像法罗斯岛的灯塔④那样耸立在海上，在中国人民的伟大先师中占据了第三的位置（前两位分别是孔子和孟子）。宋代的这五位思想领袖全都是儒家的文人，但毫无疑问，他们的思想活动及其发展方向都受到了佛教和道教作家思辨的刺激和制约。他们的著作因下列事实而变得非常重要，即自从御版的《诸子百家》刊行之后的五百年中，他们的思想被政府接受为标准的正统思想，每一个想要参加科举考试，以此来获得功名的人都被指望要顺从这些思想。因此他们的观点就是当今中国文人的观点。在哲学思维方式上，他们更像是笛卡儿，而非培根。他们的方法是先验的，而且正如那位已经读过培根，但又摈弃他理论的那位伟大的法国哲学家那样，他们之所以采纳他们的方法，并不是由于对实验的方法一无所知，而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孔夫子本人就曾经有一句格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句格言在他的书中显得有些突兀，正如一位古代哲人的名言夹在柏拉图的箴言中间显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实验使得世界能按科学的方法进步；没有实验，则以偶然的方式进步（）。”⑤中国人宣称他们的圣人曾经写过一部有关通过实验来研究自然的论著，但是那本书已经佚失。他们提出这个事实，以解释中国在科学领域为何如此落后。笛卡儿之所以选择演绎的方法，是因为他具有数学天才。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出自一种想要遵循他们所认为的自然秩序的愿望。两者都把这种演绎的方法尊崇为最合理的方法，就像斯坦利在刚果探险时所做的那样——他在丛林深处选择随溪流而下，并沿着它一直走到大海——而培根则会恰恰相反，他会选择从这条溪流的入海口开始，溯流匍匐而上。哪一种方法更为大胆，哪一种方法更为可靠，就没有必要在此挑明了。比较这两种不同的方法，并为各自的范畴下定义，这些并不是我们在本章中所要做的工作。无须赘言，其中某一种方法的倡导者也会不时地采用另一种方法。当培根的门徒得出一条伟大的原理时，他肯定会运用这条原理去推算事情的后果；另一方面，笛卡儿的门徒也不会完全忽视实验。对于前者来说，实验先于发现；对于后者，实验则被用来证明推理所得出的结论。世人都以为中国人务实，所以当他们看到中国哲学家们在研究自然时没有大量使用归纳法的时候便显得大为诧异。其实，中国哲学家们对于归纳法的熟悉可以从程颢和程颐作品的问答中窥见一斑：
或问：“格物须物物格之，还只格一物而万理皆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