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长期以来，中国这个东方巨人都一直在擦拭着自己的眼睛。每一次跟外国列强发生冲突的后果都会使他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无助状态和更加想在新的一天到来之际睁开眼帘。在甲午战争之后的那几年里，这位巨人从来也没有这么清醒过，当时年轻的光绪皇帝试图将他的统治变成一个改革的时代。慈禧太后发起的反动政变①，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震惊，证明了改革运动的力量和现实。所以说这个运动远没有被彻底消灭，而动乱的后果将会是唤起新的行动。可以预见，中国人民将会以从未有过的急切心情去欢迎新的思想。有些人可能会不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他们对于人类进步的信条持怀疑的态度。另外一些人会对这种说法提出疑问，因为他们嘲笑基督教的努力是不切实际的。还有许多人习惯于认为中国人的心灵已无可救药地充满了古老的偏见，他们也不会很乐意地接受上述观点。从来也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受到过更大的误解。中国人被指责为缺乏热情，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足够透明的媒介可以把我们的思想传递给他们，或是把他们的想法传递给我们。中国人还被指责为野蛮透顶，因为我们缺乏广阔的胸襟，无法理解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文明。中国人被描述成毫无独创性的模仿者，尽管他们所借用别人的东西要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少。中国人也被说成是缺乏创造力，尽管世界上一系列最有用的发明创造都是受惠于他们。中国人还被认为是死抱住传统观念不放的，尽管在他们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许多次深刻的变革。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像义和团运动的暴行那样使中国人失去了西方人的尊敬和得不到西方人的同情。然而，这完全是由一个篡权的摄政者及其满人爪牙出于政治目的而挑起的突发性反动事件所造成的影响。作为外族人，这些清政府统治者对于任何有可能扰乱中国人心灵宁静，或是能加强其他外国人立足点的东西都感到妒忌。他们同时也为其领土受到一系列的蚕食而感到恼怒，他们由此而引发的暴怒被证明是具有感染力的。但既然恐怖统治为法国带来了兴盛，印度士兵的哗变是印度变革的前兆，为何义和团运动这可怕的一幕不可以被证明是一个新中国诞生时所发出的阵痛呢？说到中国没有能力改革，我们将首先来看一下在第一次中英战争②之前在中国人心目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然后我们将回顾一下在随后五十年内中国所采取的改革步骤。最后，我们将简略描述一下在光绪皇帝领导之下的改革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的疯狂相比较，这次戊戌变法更有资格被视为是真正代表了中国人的态度。|www.aihuau.com|39中国人并不像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在其漫长的民族生活中是停滞不前的。中国人的民族心态随着时代的变更也在不断地前进；尽管并不总是直线前进，但我们认为每一个朝代都记录了确凿无疑的进步；就像北极的黎明那样，东方天际的第一抹曙光会消失好几个小时，但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明亮的曙光。就这样周而复始，在经过了几个黑暗的轮回之后，日出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在这样一个国度居然还存在着民族心态这么一种东西，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证据，说明中国还是易于改变的。与此同时，它也为中国社会制度的相对稳定提供了保证。它证明中国并非是一个庞大的珊瑚虫堆积体，其中每一条珊瑚虫都躲在它狭窄的杯形座里；中国也不是一个工场和一座坟墓，在那儿所有的人都在辛苦地劳作，既无共有的同情心作为激励，也无思想的灵光碰撞。它证明中国并不像非洲和土著人的美洲，甚至不像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那样，只是集合在一起的一群部落，后者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的感受。中国是一个整体，公共生活的强大潮流席卷了它所有的成员。在这个蓬勃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吸收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因素，后者总是被一股显示出中华文明惊人能量的同化力转变成中国本身的材料。由于外部和内部影响的结果，中国也经历了许多变革；虽然这种转变过程经常是十分缓慢的，但这些作用力总是会扩展到整个国家。在中国本土的范围内，从来没有发生过佛教和道教的浪潮被局限在某一特定省份的事例，也没有任何地区对于帝国依靠共同语言和共同情感而产生的巨大心脏搏动不做出迅速反应的。然而这种大一统和同情心的存在——这种在一系列可能性的范围内带来大规模调整的民族心态，必然会在它们迅速实现的道路上造成障碍。由于根植于深厚的古代基础，国土辽阔无垠，而且骄傲地意识到自身的伟大，中国人的惰性本身就是反对变化的。因此，在中国无论是政治、宗教或思想大革命，其实现过程总是缓慢的。与某些西方国家中实现此类革命的便利程度相比较，它们就像是太阳系边缘上那些庞大行星一样在缓慢地旋转。太阳走一大圈的时间就往往超过了人的一生，就连小小的水星也要花三个月才能围着太阳系的中心转上一圈。一个社会在解体时期和重建时期所发生的巨大动态变化通常需要一至三代人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而由于那些重大变革所造成的一种宗教或哲学的勃兴和发展，则必须用世纪来计算了。把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所发生的某些引人注目的变化进行一个简略的回顾，将能使我们更好地懂得现在正在发生的这场思想运动的本质。首先来看一下政治观念的发展。中国人民并没有一成不变地生活在一个暴虐政府统治之下，而是经历了许多像古罗马或现代法国那样的政府形式。当古罗马人在经历从国王到执政官，再到皇帝的更换统治者这一过程时，中国人的统治者也经历了从“帝”到“王”，再到“皇帝”的变更过程。而且正如法国经历了封建集权的帝制、军事暴君统治和共和国等各种不同阶段那样，中国文官政府的形式也显示出了相同的多样性。当历史之手在公元纪年两千多年前刚刚托起帷幕时，它向我们显露了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帝制，人民的声音被当做表达了天意。作为古代圣君的尧是由贵族们推举到帝位上去的，尧的哥哥因行为不端而被撇在一边。尧本人也没有选择自己的儿子作为继承人，而是让贵族们提名一个继承人，结果舜被选中继位。舜后来又越过了不成器的儿子，把皇位传给了一位能干的侍臣大禹。虽然大禹是一个好的君主，但他背离了这些著名贤君的做法，因此他被后人批评为“将帝国变成了一个世袭的家天下”。世袭制度从那时起便固定下来，帝王家族的分支都被分配了部分的国土，他们的后代继承了他们的封邑，封建制度得到了巩固。这就是中国一种经典的政府形式，但它在两千年以前被历史记载上的一次规模最大的革命所彻底推翻。从那时起，中国就一直采用了一种与世隔绝的帝王制，没有邻国，也没有国际交往的概念。这便成为中国与来自西方和东方强大民族发生矛盾的多事之源。
在汉代，即大约在公元纪年刚开始时，一种更为重要的变革，即一种民主的因素，被介绍到了帝国的政体之中，官员的任命不再完全依赖于帝王及其宠臣的心血来潮。这种变革就是通过科举考试来测试诸位候选人的能力。这种制度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它不仅被采纳，而且还在后继的朝代中得以大大地改进，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被使用。如果真的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崇高的科举考试制度，使公共职务成为文学成就的奖赏，并使得每一个人都有通过自己努力而出人头地的机会，美国人也会马上放弃他们的选票箱的。中国人对于宗教思想领域中的变化也并不生疏。自从公元6世纪以来，中华帝国的竞技场上就已经出现了三种宗教制度鼎立，相互争夺支配地位的局面。儒教在秦代受到了迫害，道教和佛教则交替扮演迫害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其矛盾延续了许多个世纪，并且在历代君王中都有其各自的信徒。而这最后出现的佛教，其根源是在国外，它的普遍盛行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们后来更加易于接受从国外引进的宗教思想，而且它也是一个明证，证明了中国人皈依一种外国信仰的可能性。中国一位最杰出的政治家③曾经引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皇帝不应该反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自秦汉以降，”他说，“儒教衰微，佛教兴盛。佛教乃源自印度，但很多印度教徒摈弃佛教，皈依回教。罗马天主教之信仰源于西方，但西方有些国家却采纳了新教，并以此来反对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宗教随着时代的变更而兴衰，唯有儒教经万世而犹存。”曾国藩出言谨慎，丝毫没有流露他对基督教所抱有的同情，而且他决不会提倡接纳基督教。但他希望让皇帝陛下放心：即使基督教成功地取代了佛教，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要人民仍然坚信他们那位古代圣人的基本教义。杰出人物承认时代变化的可能性是一件大好事，即便这种变化只是以假说的形式出现。除了这些宗教革命之外，还有好几个思想觉醒的时期，这些构成了文学史上几个非常突出的阶段。第一个这样的阶段是由孔子的教诲所引起的。另一个阶段处于一个世纪以后孟子的时代，当时儒教的伦理基础经历了一个彻底的修正，人们围绕着人性本善或是人性本恶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第三个更为重要的觉醒过程是在被嬴政④所烧掉的典籍又像凤凰那样在灰烬中得以重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当它们像密涅瓦⑤那样完整无缺地从对这些经典倒背如流，现已德高望重的学者们那些博闻强记的头脑里蹦出来时所发生的。这是一个批评的时代，唤醒了民族心态的环境本身也将这种努力导向了古代记载文本的确立，但它并没有停止在那儿，竹简、木简等笨重的古书材料被麻布、丝绸和纸所取代。材料的便利和优雅对于大量印制书籍和刺激文学创作作出了贡献。然而对于振兴学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印刷术被发现之后的那个时期。在公元177年左右，皇帝下诏令将改编后的圣书文本刻在石碑，以防止另一次被焚的危险。肯定有人从这些石碑上制作了拓片，于是印刷术很早就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得以实施，但直到公元8世纪，它才被广泛地用于制作书籍。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并非书籍生产率的增加，而是原有的文学得以改进。它以诗歌的时代而著称，李太白、杜甫和一大帮不那么有名的诗人出现在地平在线。唐诗至今仍然被公认为是标准诗歌的最佳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