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措施 12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改革和发展都要更多依靠法治推动，法治也要根据改革发展的要求不断完善；新一届政府取消和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审批等事项，要按照及时跟进、审慎稳妥的原则，加快推进相关现行法律法规的修订。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法律专家认为，由于现行多部法律中的规定，有的与《决定》的内容冲突，有的存在立法空白。 律师韩甫政认为，有十几部法律需要修改，需要新制定二十余部新法律。因此建议立法机关及时制定立法规划时间表，对《决定》相关配套方面的法律及时予以立法。 十几部法律需要修改 12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公司法》《海关法》《药品管理法》等7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经进一步修改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此外，还审议通过了对《进出口关税条例》《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等16部行政法规作出修改的决定草案。 这和法律界的看法相当一致。11月28日，河北律师韩甫政以公民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相关配套立法工作的建议书”，建议对《决定》相关配套方面的法律及时予以立法。 “十八届三中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这是将法治建设提到了新的高度。” 韩甫政说。 《决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这就要求改革也要依法进行，依据法定程序和渠道进行改革，不能与现行的法律相冲突。” 韩甫政说。 他经过仔细研读后发现，有的法律法规需要废止，有十几部法律需要修改，需要新制定二十余部新法律。为此，他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建议书。 《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与劳教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7年8月1日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及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 “这些法律法规尚未废止，有的地方已经开始释放被劳教人员，关闭劳教场所。” 韩甫政说。 他认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是顺应民意和时代发展的善政，但是也要通过法定的程序和途径。 除此之外，《决定》还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一位执行委员介绍，现有法律是禁止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的。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如要流转，必须先由国家征收成为国有土地之后，再出让给使用权人。 韩甫政认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等政策，涉及修改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等法律。 《决定》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而现行《公司法》要求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而其余部分必须在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5年内缴足。 公司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建议，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与现行《公司法》冲突，建议立法与改革同步推进，主张同步修改《公司法》。 多个税种亟待法律依据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 《决定》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立法，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教授告诉记者，这实际上是采用了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是指，一切税收的开征都必须有法律依据，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不能征税。这里的“法律”指由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而不包括那些行政法规和规章。 《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全国人大专属立法权的范围，税收立法是人大权力，但是人大可以授权，在一些个别领域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可以由国务院制定法规。 1984年和1985年全国人大就授权国务院在税收、改革开放、经济改革等方面制定行政法规。1984年的授权决定已经废除，1985年的授权决定现在依然有效。 “现行的18大税种中有15种税依据的只是暂行条例，属于行政法规。这不符合税收法定原则。” 施正文说。 他认为，要落实《决定》提出的完善立法，要把 15种依据暂行条例开征的税种，改为通过立法。而新开征的房地产税等税种也要制定法律。 《决定》提出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现在，税收优惠是依据行政法规，各地政策不统一，需要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也要制定新的法律。” 施正文说。 《决定》中提出，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 “这是和现行的法律冲突的，要修改《预算法》等法律。” 施正文说。 此外，《决定》中提出，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 “国外对于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发行债务的问题，都是通过专门的立法来规范的。在国内还是立法上的空白。” 施正文说。 修法促进司法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决定》中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研究所主任徐昕认为，由于司法机关在内部结构、管理方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套用行政机关的模式，导致了司法机关高度行政化的运行模式。本来法官只应该遵循法律规定，对案件做出独立的裁判，但是，高度行政化的司法体制导致法官在裁判时丧失了独立性。比如，现行案件请示制度，下级人民法院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就案件的实体处理或程序处理向上级人民法院请示，上级人民法院予以答复。很多案件甚至层层上报到最高法进行批复。而法院内部院长、庭长利用手中的权力干涉法官办案，已经成为常态。审案的不能判案，判案的不审案，成为当前司法体制的一大弊端。
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法官、检察官的薪酬待遇按照公务员的模式，导致司法机关人才流失严重。 《决定》中提出，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 韩甫政认为，《决定》有关司法体制改革方面的举措，需要修改相关法律作为保障。 《法官法》中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本院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要实现省级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需要修改相关法律。”韩甫政说。他认为，司法体制改革需要修改《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中的相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