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因此，企业组织的目的，也有两个或两端：一端是制造，另一端是创造。
它的言外之意，我们需要将组织的目的一分为二，并且清晰的知道：是为制造、还是为创造？因为它直接决定了组织（应该）如何管理个体。通俗的说，假如我们面对的是一群体力劳动者，目的是为了制造或生产，那么，我们需要严格的命令与控制，把大量个体训练得如同一个人一样。相反，假如我们面对的是知识份子成堆的人群，目的是为与制造相对应的创造，那么，我们必须解放人性以及允许个体自由，因为那是创造力的源泉。
也就是说，不同的组织目的，才是决定组织与个体之间关系处理的关键因素！相反，那种莫名其妙的人性化的呼声，因不明就里反而显得不着边际。
事实上，制造和创造两种不同的组织目的，自始至终的存在于企业组织之中。譬如，在传统商业时代，伟大的商人就是“创造”的同义词（没有一种捕捉机会以及随机应变的能力，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被淘汰或者消失）。可是，工业时代出现的大量的体力劳动者（也就是工人），使得“创造”成为了极少数的最高管理者的事，它的言外之意，下属或中下层不需要创造。至此，“创造”和“制造”被逐渐的分离----极少数的管理者属于创造阶层，而大量的工人属于制造阶层。可是，知识时代的来临，则把“创造”这个词再次推了出来，原因是早在50年前在一些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譬如美国），知识工作者的数量开始大于体力劳动者的数量，而知识工作者属于创造阶层而非制造阶层，这就为管理从制造走向创造提供了一种社会土壤。
因此，制造和创造之所以此消彼长，一方面，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是由于时代的演变或变迁所造成的（譬如，从工业时代走向知识时代，其实就是从制造时代走向创造时代）。另一方面，从企业个体的角度来看，是由企业个体的战略或定位造成的（譬如，当一个企业发现制造所创造的利润远远不及创造带来的利润丰厚时，它就开始从制造转向了创造）。
感慨一下：当下中国流行的“从制造走向创造”，看似符合潮流，其实不着边际。因为创造这个词，从社会层面来说，意味着脑力工作者的数量大于体力劳动者的数量，而面对中国当下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呈现出的恰好是中国社会整体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整体，并不支持“创造时代”（知识社会）。并没有事实或证据证明，可以跨越工业社会而从农业社会直接进入知识社会。因此，“中国创造”作为一种提醒或提示尚可，但要成为一种现实则几乎没有可能，相反，中国企业当下更多的应该是在制造和创造之间，做一个清晰而理性的判断与抉择——你究竟是把“制造”进行到底（譬如传统制造业的巨头郭台铭）、还是义无返顾的走向“创造”（譬如电子商务的领袖马云）？！
一般来说，创造带动制造，而不是相反。用中国古老《易经》的话来说，就是：制造是阴面，是支持面或制约面，而创造是阳面，是生生不息的成长面。
所谓制造正在沦落为创造的打工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这句略带贬义的话，从社会层面来说大方向是正确的；可是，从企业个体这个微观层面而言，则带有很大的欺骗性或盲目性。事实上，“制造”和“创造”作为组织目的一体两面，谁都离不开谁，并不存在孰高孰低。就如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相互支持的关系一样，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坚实的基础和后盾，同样的，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插上更广阔的想象的翅膀。这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作为企业组织的个体，对于所处环境以及自身长处是否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和定位？
当一个企业发现自己的“创造”能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超越他人时，那么，它就需要转而把“制造”这个极端做到别人无法替代的及至，而并不是强硬或盲目的从制造转向创造。
譬如，传统制造业巨头郭台铭就很聪明，他是将制造做到了极至，而并不是与人血拼创造。它的言外之意，既然我的创造能力不如你，那么，我就把制造进行到底。总之，制造和创造这两个极端，我们总得占据一端，相反，我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既不能在制造领域做到别人无法替代，也不能在创造领域做到别人无法超越），才是最糟糕的事。可以假想一下，假如郭台铭盲目的追随（当下社会流行的）创造的潮流，反而会因丢失了自身制造的长处而沦落为不伦不类的三流企业。
郭台铭曾经说过一句很容易遭人非议的话：“民主是最没有效率的管理方法”（大意）。其实，他说这句话是有特定背景的，那就是：郭台铭是站在制造、而非创造角度说出的这句话。
事实上，制造不仅不需要民主（在我个人看来），相反，没有了强悍而专制如郭台铭式的管理方法，那么，制造很有可能等同于高成本或低质量，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就消失了。它也再次验证了这样一个结论：为制造、还是为创造？才是决定内部应该如何管理的决定性因素，而并非某些不着边际的人所宣称的人性解放。相反，在创造而非制造的组织目的下，解放个体几乎是必须的，它的言外之意，个体身上蕴涵着惊人的创造力，释放它、而不是压抑它，才是创造力管理的精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