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其实，郭台铭与马云都是很极端的人，可是，他们的极端却成就了商业上的巨大事业。
实际上，它们恰好处在两个极端：一个是20世纪的制造时代的极端，另一个是21世纪的创造时代的极端。通俗的说，假如你要在制造领域做到无人可以匹敌，你要学郭台铭（实体组织）的极端。假如你想在创造领域做到极大成功，你需要学马云（虚拟组织）的极端。其实，当你站在整体社会的层面来看，郭台铭的极端与马云的极端，恰好构成了当下社会“制造和创造”的两极。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极端，整个社会都是不完整的。
“极端”对于企业组织的个体而言，就是：你越极端，你就越有影响力和号召力，以及很难被别人超越的竞争力。
譬如，格兰仕就是在制造业本身的两端（功能与成本），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成本（价格）”这个极端。相反，格兰仕假如既想在新产品发明上做足工夫（功能），又想保持产品的低价格优势（成本），反而会因失去企业特色而导致在市场上无法立足。实际上，制造业本身也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功能，另一个极端是成本，因此，你是选择功能、还是选择成本？这本身就是一个考验，也就是我所说的“管理的智慧”。它不仅仅意味着你对于事物的判断、选择和取舍，同时，它还意味着你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和胆魄。
至少，在中国，“极端”更多的意味着勇气，而并非是鱼和熊掌之间取舍的智慧。
感慨一下：写下“走向极端才代表着管理智慧的出现”这句话，坦白的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信奉“中庸之道”的国度，需要那么一点勇气。至少，就我个人而言，似乎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嘲笑的眼神。虽然“中庸之道”本身并不是管理学的用语、而是生活方式用语，可是，生活方式本身却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或制约着管理。实际上，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生活习惯，这就几乎必然的影响到管理（尤其是影响到最高管理者本人）。实际上，只要是中国人，都会或多或少的遭遇到追求“极端”给个人生活带来的某种伤害。慢慢的、逐渐的，他开始学乖了，不再那么偏激或极端，这就为“极端”带来的创造力的逐渐消失，埋下了隐患或伏笔。而实际上，恰恰是“极端”打破了中庸之道的平衡态，从而带来了我们一直渴望的创造力（创新）。
想一想那场著名的“柳倪之争”公案吧，你就会知道“选择与取舍”（而不是中庸之道）意味着什么！从“柳倪之争”一开始，媒体就把它解读为“市场派”与“技术派”的一次决斗。最终的结局已经证明了：市场派战胜了技术派。事后，令人捏一把汗的是，假如当时的柳传志是一个折中派，表达出“既要市场、也要技术”这种非极端的做法，那么，联想公司是否会活到今天，都是一个疑问。它也再次验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当你面对两端或两难选择时，你需要一种判断力以及选择与取舍的勇气，坚定的走向其中的一个极端而不是折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极端”并不是对于一体两面的否定，相反，在社会层面上，一个极端和另一个极端，恰好构成了整体社会的一体两面。
譬如，所谓的日本式管理，其实可以等同于“精益求精”。事实上，“精益求精”本身就是一个极端。无论它是与日本人的民族性有关，还是日本人所强调的大和精神所致，总之，它是一个极端（一个制造业的极端）。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企业，能够将“浪费”杜绝到如此苛刻的地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企业并非是创造（创新）的大国，但却是制造业（质量或品质层面）顶尖的强国。
相反，“美国式管理”（假如有的话）却是创新的同义词，也是一个极端。迄今为止，全球所有的新的商业模式，几乎无一例外的来自于美国。这与美国人所崇尚的“自由精神”密切相关。实际上，创造（创新）的前提，就是自由或允许自由，它更多的是思想层面的东西（也就是脑力层面）。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商业模式”等等，其实就是思维方式层面的东西，没有人会白痴式的傻乎乎的说，创造商业模式需要一双勤劳的手。
实际上，“日本式的精益求精”和“美国式的自由创新”，在全球化的今天，恰好构成了全球整体社会的一体两面。
你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为所谓的互补性经济，相反，它是来自“极端”的成果或成就。实际上，相对于整体社会而言，几乎所有的“极端”都有一个对立面。无论你看见了它、还是看不见它，它都真实的存在着。就管理层面而言，你根本没有必要去发现对立面，相反，你需要的是极端或走向极端的能力。换言之，当你走向极端时，所谓的对立面（一体两面的反面）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它在制约着你、牵制着你，象一面镜子一样照见了你的缺陷。相反，没有极端才没有对立面。
许多人有一个误解，那就是“极端”会导致社会层面的动荡。显然，这是低估了整体社会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净化的功能。
事实上，整个社会就象一个海洋，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组织，几乎没有哪一个“极端”能够对抗整个社会的净化功能。虽然我也说不清楚社会净化功能的发生原理，可是，我知道社会一定具有这个净化功能，否则，就不会有大量的“极端”被历史所淘汰而逐渐消失的现象了。实际上，整个社会就象一个巨大的调节筏，它在调整或修正极端。我们通常所说的“适应性能力”，其实就是在整个社会这个调节筏的作用下，对“极端”所进行的某种调整或修正，当然，前提是：你必须首先拥有某种极端。
因此，从社会层面来说，并不需要特别担心“极端”的伤害，相反，它是在考验企业组织个体创造极端的能力。譬如，就知识层面来说，我们已知的“极端”有两个：一个是显性知识的极端，另一个是隐性知识的极端。假如你走向了显性知识的极端（科学技术的及至），那么，你将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发明类的科技公司。假如你走向了另一个隐性知识的极端（创意或点子的及至），那么，你将成为一个与科技无关的广告或点子公司。相反，假如你一点都不极端，那么，你将沦落为不三不四的平庸企业。
最后的结论，就是：极端或创造极端，既是一种取舍的智慧，也是一种创造的能力。就如同一个人身上的优、缺点一样，并不存在着“发挥优点、避免缺点”的所谓两分法，相反，当你将你身上的优点发挥到及至（极端），缺点就被优点的光芒遮盖而消失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