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股票市场的辉煌时期。交易量急速增长，牛市在狂野地奔跑。1982年，日股票交易量首次突破了1亿股—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市场中群情激昂，而费伦也懂得如何激励交易员努力工作。每天交易结束时，他都亲自走上讲台宣读当天的成交量并敲响收市钟；而在以往，这些事根本没人会注意到。纽交所的交易席位身价也随之飙升，每个席位售价超过了100万美元。道琼斯指数每天都在增长，每天也都在一片收获的欢呼雀跃中收市。当费伦按下开关、收市钟响起的同时，交易大厅里便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以及交易员们的“乌拉”声。但是，交易大厅里的热烈场面并不能阻止纽交所外面世界的急速变革。实际上，外界要求对口头竞价系统进行更新和自动化的压力与日增长。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在此时发生—伦敦股票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开始考虑它的将来走向。当时伦敦交易所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在是否采用计算机自动化模块来满足买卖需求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费伦赶去伦敦，希望伦敦交易所能够维持现状，但他遭到了纳斯达克主席伯尼8226;马道夫的“狙击”。而马道夫的职业声望恰恰就是在抨击纽交所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费伦认为股票买卖双方形成的集中化市场需要大规模的经纪人才能维护投资者的利益。诸如纳斯达克的电子交易市场，做市商从不同的地方买卖股票，建立仓位，会导致市场的“碎片化”，或者会产生同一支股票出现不同价格的现象，给股票定价带来更大的困难。
但马道夫的说服策略则完全相反：多方参与者的持续介入最终会形成公平的股票价格，而且投资者都十分聪明，知道何时该保留一手。他又解释说，在新式市场面前，纽交所已成为“古董”；大的投资机构，比如富达投资集团（Fidelity）倾向于采用更为廉价和富有效率的电子交易。1986年，伦敦交易所正式宣布：在交易大厅中引入更多的计算机，并废除面对面的口头竞价系统，而这曾是它过往历史中一直所采用的。在欧洲，人们把伦敦交易所的这一举动称为“大爆炸”（该词来源于“宇宙大爆炸”）。而在纽约，大的证券投资集团，比如高盛投资集团认为，将所有买卖指令发送到交易大厅的成本过于高昂。它们开始质疑特许交易商系统以及交易所应不应该是交易首选的垄断机构。这种垄断通过神秘的规则一直延续着，而这些规则维护交易大厅的存在，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则是“最优价格”规则。它的本质含义是，除非交易员在别的地方发现更好的价格，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必须在交易大厅进行。这条规则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实际上只是迫使交易指令流向交易大厅的一种诡辩；批评者抨击说，由于特许交易商随时可以介入交易，将很小一部分股票价格置顶；这样一来，计算机随时能够撮合大量买卖双方的功能就会被忽视。费伦是第二代场内交易员，他曾是朝鲜战争中的一名前线士兵，但他同时也是一名政客，现在他必须以某种形式向公众推销纽交所。带着这种念头，他开始奔走，有时是独自行动，有时与伯恩鲍姆一起上路，有时则带上格拉索；他在国会、投资团体以及其他任何能够帮助他实现目标的团体面前进行演讲，他的最终目标就是允许纽交所维持它的“统治”。费伦积极地争取继续保持纽交所的垄断地位，他争辩说这种垄断一旦被打破，它的后续反应将会相当复杂，在未来数十年内，资本市场和投资者都将受到影响。|www.aihuau.com|15在这段时间里，格拉索的主要任务是确保纽交所的交易技术能够应对挑战。当纳斯达克市场中的人们听说费伦下令大规模升级纽交所的电脑系统时，他们都惊讶得睁大了双眼。但马道夫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知道费伦和格拉索也十分清楚地懂得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做。这两个人并不是反对技术，他们只是倾向于保留特许交易商制度，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来确保交易大厅的存在—即使这意味着要引入最先进的电脑系统来尽可能地保证竞价过程顺利、便捷。这也正是费伦和格拉索所做的一切。费伦开发了“点阵”（DOT）和“超级点阵”（Super-DOT）系统，使得经纪投资集团能够通过计算机进行交易，计算机可以不用通过场内经纪，直接向特许交易商发送交易指令。费伦只允许少量交易指令通过这种方式处理（后来系统升级，专门用于处理小宗交易），不过，这一举措也意味着纽交所承认大厅交易系统的一部分可以实现自动化。费伦升级了纽交所的日常处理系统，以应对海量的成交指令。特许交易商的工作站配备了电脑和显示屏，动态显示所交易的股票价格。当然，交易大厅还是交易大厅；大部分交易还是通过股票经纪的大声叫嚷来达成，交易员仍然在一张张纸片上写下自己的仓位。在一个需要技术来确保生存的年代，费伦和格拉索却先要确保交易大厅的存在。1987年10月16日，格拉索和整个纽交所接到了第一个暗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因为关注纽交所大宗股票的指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00点，这也是道琼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3位数跌幅。格拉索当天下午都在与交易大厅中的职员讨论这一事件。大多数人的看法依然十分乐观：市场处于“超卖”状态；股票价格将在下个星期一反弹回来。星期一，从开市到纽约时间下午2时，道琼斯指数下挫了250点；到下午4时，跌幅已经超过了500点。费伦在收市前召开了紧急会议。格拉索的头脑里一片混乱。纽交所之前从未在一天内交易超过3亿股股票，但在后来被人称做“黑色星期一”的这天，它交易了6.04亿股。费伦仍十分冷静。在之前的几年里，他曾公开表露了对华尔街使用程序进行交易的担忧，因为市场一旦出现波动，就会自动触发电脑程序向交易所发送海量买卖指令。但格拉索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些程序使交易产业获益良多，因为它们提高了指令流和特许交易商的活跃性。费伦担心这些程序可能会导致市场瘫痪，那一天，他的担忧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即使如此，他仍不能确定地将1987年称做“大崩盘年”。根据大多数人的说法，他只是为自己的员工做了一个简单的示范：如何在危机中维持交易所正常运转。最初，他只想让格拉索回答他一个简单的问题，即纽交所该使用哪种“刹车”措施来平缓程序交易系统引发的抛出指令潮。格拉索回答说，几乎没什么有效措施。费伦后来出台了一项计划用于放缓卖出指令流。纽交所将暂停“超级点阵”系统对大宗指令的处理；本来直接从交易柜台到达特许交易商的指令，将重新按照古老模式处理，即从交易柜台到场内经纪，然后再到特许交易商那里。这也是纽交所的历史上，首次因为拥有一个比纳斯达克慢的计算机系统而受到众人的欢迎；在纳斯达克市场中，价格跌落非常迅速，交易员可能会漏掉各地客户发来的卖出指令。而交易大厅里是一片“血流成河”的惨烈景象，交易员声嘶力竭地寻求撮合交易；格拉索发现，一个特许交易商投资集团竟然对自己的交易仓位失去了控制—买卖指令大量拥入它的工作站，使得它弄不清楚自己持有的是多头头寸还是空头头寸。格拉索联系了彼得8226;凯洛格—特许交易商投资集团斯皮尔–利兹–凯洛格投资集团的合伙人之一，询问他是否能为那些在慌乱中失去章法的交易商投资集团提供财政支持。凯洛格回复说，为了纽交所的利益，他将伸出援手。格拉索此刻感谢上帝他有伯恩鲍姆在背后支持着他。伯恩鲍姆认识华尔街每个重要的“玩家”，他开始致电华尔街顶级经纪投资集团（券商）的CEO，这些CEO当时一直叫嚷让纽交所关门，因为他们无法处理海量的卖出指令。尽管市场在星期二早上重新“收复失地”，但成交量和抛出指令的数量依然居高不下。纽交所关闭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费伦不能再坐视不理，他带着自己的计划在公开场合疾呼要保持交易所的开放—交易市场必须保持开放，即使它们可能会遭遇低谷。那天晚上，伯恩鲍姆和格拉索一起与华尔街的几大券商举行了一次会议。经纪投资集团的人都非常恐慌，但伯恩鲍姆却镇定自若。格拉索回忆说，当时一家大投资集团的一位官员要求纽交所关门，否则他的投资集团可能会崩溃。伯恩鲍姆于是指着格拉索对那个官员说，“让我告诉你，我有一位非常棒的首席运营官，无论是在繁荣时期还是在艰难时期，他都让纽交所有条不紊地运转着。”伯恩鲍姆解释说，纽交所的处理系统运转状况良好，“但可惜的是，你没能做到这一点。”第二天，格拉索在伯恩鲍姆的办公室里商议有关事项时，伯恩鲍姆接到了艾伦（“艾斯”）8226;格林伯格的电话，后者是贝尔斯登公司的CEO。格林伯格也是华尔街最具实力的“玩家”之一，同时也是最好的交易员之一；他在电话中也要求纽交所重新考虑它的地位并停止营业，因为所有的未完成交易—也被称为“退出交易”（quit trades）或QT—已经严重干扰了每个大投资集团的工作。而伯恩鲍姆仍旧保持强硬立场。格林伯格发火了，他大声说道：“你知道美林投资集团有多少未完成交易吗？”伯恩鲍姆回应说：“不瞒你说，我知道。”随即说了有关数字，他接着又说：“我还知道贝尔斯登投资集团手中有多少未完成交易。”格林伯格随后改变了自己的语调。费伦认为格拉索所需要的走向成熟的过程被压缩到那5天之内。从1987年10月19日开始，格拉索目睹了伯恩鲍姆的平衡能力以及与经纪投资集团的幕后较量；他还见证了费伦在交易市场中的冷静一面。费伦在公关关系主管理查德8226;托伦扎诺的协助下，一直在提升自己的公共形象。托伦扎诺说服费伦针对内部交易丑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帮助纽约民众认识事实：华尔街并不是一个充斥着窃贼的地方。托伦扎诺认为，经纪投资集团困境给了费伦更多的表现机会。与纳斯达克不同的是，纽交所还在继续营业，而在纳斯达克市场中，做市商干脆停止接受买卖指令。费伦过去5年中投资在技术上的钱似乎开始提供回报。费伦赞同托伦扎诺的看法，即如果他需要向市场推出一张面孔，此刻正是大好时机；于是格拉索开始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出现在与记者一对一的访谈中以及电视访问中。他冷静地处理了传媒的关注，阐述了纷乱背后的真相。格拉索非常憎恶媒体，总是尽一切可能逃避媒体在股市崩盘问题上的追问，但是伯恩鲍姆和费伦却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迫使他面对记者。在看到费伦如何将一起悲剧转化为胜利之后，格拉索成功地应付了媒体；当时媒体几乎将费伦标榜为英雄人物，因为他在混乱的局势下仍然坚持开放纽交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