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生死固然事大，但一个人生与死大抵都由不得自己，无所谓选择不选择。人这一辈子所能自主地作出的决策中，最重大却又是最容易后悔的，莫过于择业与择偶这两件事了。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并不难发现自己“与对方性格合不来”，从而结束恋爱关系，以避免没必要的悲剧发生；即使结了婚，仍然还有人因为“与对方性格合不来”而不得不分手。如果说择偶关乎一个人一生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那么，择业则关乎一个人一生中的事业质量和“生命价值指数”。大多数人在择业或考虑自己职业发展的时候，往往只是粗略估计一下这个职业稳不稳定，能为自己带来多大的财富，或是能不能使自己拥有更大的权力、更高的社会地位。在个性与职业的匹配问题上，许多人从来就处于瞽与盲的状态中，这实在是很可悲的。天下地位之高、权力之大者，莫过于帝王了，但是，当上了皇帝，居然也有实实在在算是入错了行的，他们坐上龙椅就注定了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入错行”主要不是指入了某个不景气的行业，而是指这个行业、这份工作与这个人的性格“不兼容”、与其价值观及兴趣等存在严重冲突。
晋怀帝司马炽是个高智商的人物，他老子晋惠帝司马衷对这位儿子的聪明能干颇为自豪，十分赏识，让他当了太子。可惜，这个高智商的太子，却既不爱江山，也没听说怎么个爱美人，而偏偏酷好做小本买卖。然而，侯门尚且深似海，皇宫岂是农贸市场？他的职业兴趣显然很难得到正常的发展，他要当卖猪肉的个体户或开办肉联厂的愿望无从实现。无奈之下，他只好将就着在宫中让人同他一起杀猪卖酒，久而久之，堂堂太子司马炽，竟训练出可以用手来掂量猪肉的斤两而不差毫厘的惊人技能。这位天生的“个体户”司马炽无可奈何地当上皇帝之后，依然心系商贾，每天少不得在皇宫里杀猪卖肉酤酒。没有真正的顾客，他便招呼群臣妃子们当他的顾客，假戏真做或真戏假做，不亦乐乎。至于他是否把顾客看作上帝，那就不得而知了。明朝的天启皇帝，即明熹宗朱由校，也是个身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主儿。此不谋者，非不能也，盖不愿也！这位可敬的皇帝陛下却是个鲁班先生的崇拜者，他所痴迷眷念的，只是当木匠、盖房子，亲自操作斧锯刨凿。朱由校的木匠手艺确实不容小觑，那可不是一些皇帝到处题字的那种很业余的书法水准，而是技压群雄，让一般木匠打心眼里佩服，想不服都不行。此类被视为有“怪癖”的皇帝，在其位不谋其政，却把自己的“业余爱好”和能力发展到比专家还专家的皇帝，中国历史上还并不少见。|www.aihuau.com|12比如南唐李瞡与李煜父子，两人都善填词，尤其是李煜，更是被公认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那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成了妇孺皆能成诵的千古名句。可惜的是，作为帝王，李煜和他的父亲南唐中主李瞡， 一样的几无作为，最终成为亡国之君，死得相当难看。宋徽宗赵佶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堪称中国艺术史上公认的极品神品，但赵佶作为皇帝，却既不称职，也很罕见的苦命。靖康二年即公元1127年，宋钦宗和宋徽宗本人及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居然被大金国给俘虏了去。皇帝居然做到了这份上，就不知是可悲，还是可笑了。俱往矣。历史不可假设，那是因为任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是过去完成的已然事实。但是，当我们思考这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候，却允许而且应该进行一些假设——假设是思考的一种方式，一种权利。假如上述几位具有明确职业兴趣、突出职业特长的帝王，幸运地并不出生在帝王之家，而仅仅只是出身在一个有条件使自己的职业兴趣和特长得到充分发挥的家庭，那将如何？显然，那将使中国历史上少了几位结局并不美妙的无能皇帝，而在当时的市井生活中，却多出了一位疱丁式的肉类食品专业户，多出了一位杰出的鲁班传人，而赵佶在中国艺术史上的传世珍品无疑将更为丰富，李氏父子在诗词创作的艺术成就上可能更高。改变这些入错了行的皇帝的职业兴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会有什么样的职业兴趣，除了受到名、利等各种外在因素的制约和牵引，从而自觉改变、自觉培养之外，从根子上说，还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对于不适合自己的工作，我们一般总是强调提升自己的素质、改变自己的性格、培养自己的兴趣等等。“人是社会的动物”这一观点，在一定条件下固然是对的；人能够由于环境的原因而设法改变自己也不乏获得成功的例子。然而，这种改变毕竟是迫于条件限制，是人面对环境的一种策略性妥协，人的骨子里头的东西，决不会因为自己适应了条件和环境而改变。上述的几位皇帝，改变他们兴趣的外在力量不可谓不强大。对世间绝大多数人来说，仅仅就当上皇帝这件事来说，便是何其幸运、何等美妙的事？一般人是一辈子连动一下这种念头都不敢的。当皇帝的吸引力，似乎大得足以使任何人改变任何其他不相干的兴趣，而去适应皇帝这“职业”。然而，结果却是，他们不论是在时间分配上，还是在最终取得的“工作绩效”、“职业成就”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们的性格与兴趣。皇帝如此，而普通人的工作绩效、职业成就，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