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凯恩斯看来，就业取决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相互影响。在对凯恩斯观点的主流解释中，凯恩斯的总供给理论基本上都被忽视了。根据凯恩斯的观点，资本主义环境下总供给的确定不仅仅像主流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只要简单地利用生产函数就可以了。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产出的供给和劳动的需求都只是追求利润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而已，利润预期决定了企业的产出计划和就业需求。凯恩斯认为，真实利润是通过使用劳动和已有资本资产得以实现的，而这又取决于短期内的利润预期。基于生产消费和投资产出情况而产生的短期利润预期(它决定了总供给)，取决于未来对消费和投资的有效需求。长期利润预期则是确定投资需求价格时要考虑的因素。通过对生产性投资产出(其需求又取决于长期预期)的短期预期，时间因素被引入了计算劳动供给的过程。此外，在资本主义环境下，总供给取决于融资成本，这个成本在生产产出和雇用劳动的时候是必然要发生的。因此，资本主义环境下的供给理论不能忽略生产融资的方式。尤其是，融资条件所决定的支付承诺决定了可获得的内部融资以及融资性投资的环境。对凯恩斯理论标准的或者说传统的解释中强调一个观点，就是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后，每一单位产出的供给价格将会保持稳定或者只是缓慢变动。这是因为只有在总需求超过充分就业的总供给时，工资和价格才会上涨。如果总需求低于充分就业水平下总需求的程度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那么价格和工资都不会降低，或者降低很少。这就产生了一个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价格不会因为总需求在某个范围内变化而大幅改变；当总需求超过某个水平时价格就会上涨，需求降低到某个水平之下时价格就下降。一般情况下，工资和价格的变化情况取决于一个过程，该过程类似于某个特定价格的决定过程。这些传统的凯恩斯工资和价格假设认为，当需求超过某个水平时，特定市场的供给就变得缺乏弹性；也就是说，当总需求增加时某种商品的价格将会上涨，因为供给的数量没有随需求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像传统解释所说的那样，总供给是给定的，那么就业取决于有效总需求。在充分就业水平的限制下，总需求的增加主要引起就业的增加；如果没有充分就业的限制，总需求的增加则主要导致价格的上涨。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私人国内需求分成两个大的部类：一个部类是家庭，它们获得收入并购买消费品；另一个部类是企业，它们获取当前利润和预期利润，拥有资本，而且通常有应偿债务，正是为了偿付这些债务而需要现金，或者导致了一些金融市场交易。投资是总需求中的一部分，它属于企业需求的范畴。国外需求和政府需求也包含在总需求中。总需求等于总产出，总产出被称为国民生产总值(GNP)，它又等于消费、投资、出口与进口的差额以及政府产出之和。消费需求是税后收入的函数。由于这种行为上的定义，即消费取决于税后收入和转移支付，计算出来的收入就等于总投资、国外需求和政府需求的倍数。对凯恩斯理论的这种解释(主要由汉森提出)，即对产出的总需求从而对劳动的需求是投资、出口与进口的差额以及政府支出的倍数，这是通过消费和税后收入之间的关系推导而来的。根据这个观点，任何高于或低于目标水平的那部分收入都能够通过改变政府支出或税收来抵消，财政政策成了经济的掌风舵。 考虑国民收入的简单形式(不存在国外贸易)，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收入等于某个常数(被称为乘数)与投资和政府支出的乘积。而且，这个常数是储蓄增量和收入增量比率的倒数，该比率被称为边际储蓄倾向。|www.aihuau.com|5汉森的简化模型中阐明了两个思想：一个是来自收入的储蓄部分必须用于投资和政府支出；另一个是较多的投资(或政府支出)导致了较高的收入，从而又提高了用于投资的储蓄。保守的商人、政治家和公众人物都坚持认为，税收体系应该调整，以增加对企业投资的激励，因为较多的投资意味着较高的收入和就业水平，这个思想实际上接受了汉森简单模型。在肯尼迪－约翰逊时代，就业从而供给是企业投资激励的函数这个观点是税收激励和投资信贷政策的理论基础。凯恩斯保守主义与里根的供给派保守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于：肯尼迪一约翰逊关注于对公司投资的激励，而后来的里根政策则关注于家庭收入和对储蓄的激励。凯恩斯保守主义尽管极度保守，但是它潜在地认识到了过多的储蓄意愿会对投资激励产生不利影响；而后来的里根供给派保守主义者则几乎明确地认为，不管储蓄关系怎样，充分就业水平下的储蓄可以全部用来投资。
1939年9月，二战爆发后不久，凯恩斯和他剑桥的学生们受命为政府办事。后来的事实证明，凯恩斯的有效总需求理论在战争计划中是非常有用的。在二战时期，在政府的控制下，私人部门投资几乎减少到零：政府需求和消费构成了总需求。政府通过税收和(食物等的)配给的方式来约束和控制消费者支出，从而能够为战争提供足够的资源。在这样的环境下，关于凯恩斯观点中的投资、为投资而进行的融资，以及融资流(financial flow)和系统连贯性或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二战期间，基于消费函数和外生决定的投资和政府支出的模型形式越来越复杂，而且变成了民营经济(civilian economy)重新恢复的基础。 因此，二战后初期，基于消费函数的私人经济分析和预测工具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这些模型要么忽略了货币和融资之间的关系，要么以一种初级的方式引入货币和融资的关系。建立这个模型的主要人物一直是劳伦斯8226;克莱因(Lawrence Klein)。 预测模型最初是因学术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后来变成了一个用于政策分析的工具。通过将像消费和投资这样的变量引入模型，以及引入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这样的部门和金融机构，收入和就业就可通过经验方程及其各变量的关系这一复杂系统确定。建立不同的市场模型——比如耐用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和劳动市场——以及将总需求看做是这些市场行为的结果是很自然的。但是，这是一些虚构的市场，因为没有哪个市场有永久性的消费品；只存在不同种类的耐用消费品，并且每一种都是由企业生产并由零售商在具有特殊制度性质的市场上出售的。经济学家的结构模型不能与航空工程师在风洞中的实验或者计算机模拟的实验相比。这些模型不仅仅是经济如何运行的一个缩影；这些经济预测家的结构模型是简单的汉森模型中所使用的较大集合的一个分解。*基于消费函数的预测模型在各种政府机构、美联储以及许多商业服务机构中很有生存的空间，这些预测模型会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数据持续进行更新。它们之所以成为最新的预测工具，主要是依赖于电脑的计算，电脑计算对经验等式进行不同形式的实验，并在其中加入不同的变量以验证其有效性。这种实验的方式意味着，预测模型的结构随着不断修改现有等式而发生变化，其结果是，各种模型预测的结果互相矛盾，混为一谈。即使是非常乐意使用经济计量模型的经济学家也难以接受这些模型中所包含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预测模型中将政策条目，比如政府支出和税收，以及美联储的行为都在模型中给予了考虑，该模型包含了表示总需求各个组成部分的等式。各种方程等式都有经验参数。每一个结构模型都被转变成系统决定的变量的有解方程，影响着预测家们的预测结果。然后，将预测模型中的变量换成特定日期的值，从而预测模型成为过去系统的函数。如果该模型预测很准确，那么预测的变量值就可以被作为过去值从而用于预测未来。通过这种循环的计算，可以建立一个时间序列，即得出模型的一个趋势；通过不断变化政策前提和未得到解释的变量之行为，可以产生多元化的趋势。如果这些趋势随着其政策假设的变化而改变，那么它们就是政策模拟。像“如果每个人减少50美元的税收，那么真实收入将会增加4%，通货膨胀率将会提高2%”这样的政策评估，就是经济模拟的结果。 还可以通过改变结构性模型中确定的或估计好的参数来进行政策模拟，以试探法规变化的效果，例如，最低工资或制度的变化。然而，政策模拟的效果不会比建模的效果更好，数量经济模型也不会比一般的经济理论更贴近现实。尤其是，经济自身所创造的不稳定性并非来自与融资结构并无多大联系的模型。20世纪70年代期间，经济学家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那些忽略了融资关系的模型作为预测工具是不完善的；然后他们对模型进行了修改，使得货币供给——作为一种外生变量——在预测过程中成为更加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现在所运用的预测模型综合了凯恩斯总需求理论和古典货币数量论两者的思想。这些模型并没有内在的传承关系，无论它们预测得多成功，都是因为运用了用变量的过去值去估计近期的未来值的方式。类似的这种成功，只不过指明了经济中有大量的要素。简单的汉森消费函数模型是整整一代经济学教科书的主要理论脉络，是财政政策能够很好地协调经济的坚实理论基础。该理论之所以能够长久地被认同，是因为以其为基础制定的政策和用于政策模拟的预测模型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随着政策变得没那么有效，汉森模型失去了其长久以来保持的威信。然而，建立在极其简单的理论投入基础上的、结构复杂的计量经济模型，作为政策分析的工具却仍然有很大的生存空间。金融不稳定性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中出现的一个明显特点。由汉森和克莱因公式推导而来的模型不能说明经济的内在运行过程会造成金融不稳定。因此，基于这些模型模拟而作出的政策决策有一个明确的假设，即金融不稳定性不会发生，或者至少是与政策决策无关。所以，这些决策忽略了现实经济中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其结果将常常使经济无法达到其政策目标。汉森对凯恩斯那些基于消费函数的预测和模拟模型概念的简化，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种看待我们经济的简单、有力和中肯的方式——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不考虑融资和货币因素。战后初期，融资和货币条件都很稳定，但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稳定和平静被打破了，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随着混乱的不断加深，汉森和克莱因的模型失去了可靠性。基于这些模型的预测和模拟都难以再有效地引导经济：最近的经验已经表明，经济并没有按照人们预期的那样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