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尽管并不是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观点都被吸收到主流经济理论和政策分析当中，但经济命运可控这一观念，已经成功地把对经济进行人为管理作为战后时期政府公开宣称的目标。1946年的《就业法案》成立了经济顾问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联席会议，并建立起一项持续努力进行这类管理的责任。
一旦我们接受了经济政策能够影响经济进程的主张，那么首当其冲就要回答政策执行中“谁将受益”和“形成什么样的生产过程”。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承认制度是人为设置的，而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识决策的产物，我们也就必须面对制度安排对社会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如同什么是“为了谁”和“什么类别”的决定因素，现实并不允许我们求助于一种抽象的市场机制。现有的是一种明确的、现实的市场机制。 经济政策必须反映一种意识形态，它必须反映建设美好社会的理想。很明显，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失败的景象，经济政策为之奋斗的目标和任务是“危机”。在1926年，凯恩斯对政治问题进行了详细界定：需要把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个人自由三者结合起来。第一个需要批判、预警和技术知识；第二个需要有关爱他人的无私和热心；第三个需要对各种优点和独立性的容忍、宽容和欣赏。在所有这些方面，最重要的是赋予那些杰出的和志向远大的群体无任何障碍的平等机遇。 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旨在鼓励实现现代效率、公平和自由三位一体目标的制度。由于在过去50年中生产能力迅速提高，我们可以说已经实现了经济效率的目标。我们是富有的，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我们可以忍受放弃一些产出而去获得社会公平和个人自由。一种存在干预措施的经济制度可以很好地服务于这个目标，这种干预能影响分散的市场进程所产生的结果。由于私人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巨大的财富差异损害了效率、公平和自由三个目标，极其需要一种愿意放弃巨型公司和庞大金融组织的潜在利益(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政策。根据最近的经验，当巨型公司和金融机构遇到的困难集中在使经济备受折磨的不稳定性上时，为了维持效率和稳定性，应该把高度集中的私人权利削弱到可以控制的范围。|www.aihuau.com|13社会公平依赖于来自于私人和政治力量核心的个人尊严和独立性。尊严和独立性最好是通过由权利或者公平交易获取收入的经济制度来获得。对所有人来说，对工作的补偿应该是主要的收入来源。由于并非劳动所得的转移支付的发放范围不断扩大，永久性独立正在成为众多领受者和社会体制的消极因素。社会公平和个人自由需要通过干预来创造一种经济上的机会，借此机遇，除了那些重残人士，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工作赚取收入来自力更生。充分就业既是经济上的好事，也是政治上的好事。认为所有的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都能相互协调，这种想法是天真的。强调其中一项目标可能会降低实现其他目标的能力，所以必须有优先顺序。我倾向于把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力放在首位；在我看来，所谓财产权的安全(好像财产权降低了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经济效率)并不等同于个人自由的扩展和社会公平的提升。这些观念影响着我的政策立场。尽管本书主要集中于探讨经济理论和解释经济历史，但它的目标是为我们这个不断出现故障的经济提出一项改革议程。有效的改革必须与经济发展进程相一致，并且不能违背人的特性。没有对经济进程的了解，没有热情，却恰好有着对民主理想的非理性信奉，一份适应变革需要的改革议程很可能成为那些不断演绎恐惧和挫折、只能提供“万能良方”和空洞口号的煽动政治家的工具。 对于进行前瞻性改革的主张，有必要花大量笔墨来描绘。具体细节必须由国会和政府提出，同时我们也希望，要有开明的民意辩论来思考经济发展的方向。 我们这种类型经济的主要缺陷是它不够稳定。这种不稳定性并不是因为外部的波动或者政策制定者的不称职和无知所致。不稳定性是我们这类经济内部固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复杂的、发达的而又不断发展的金融体系，它的发展变迁容易产生不连贯性(表现为失控的通货膨胀和大萧条)。但是，也没有必要充分夸大不连贯性，毕竟相关的机构和政策能够阻止经济一头扎进不稳定的局面。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政策使不稳定性趋于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