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内现有的新闻管理体制的传统并不允许私营媒体的出现。1999年，业内影响力甚大的《中国经营报》产权纠纷最后的裁定，断绝了私营资本进入媒体的通道。
中国的新闻单位被定性为事业单位，正式在编的人员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在党报统领天下之时，媒体也被视为政府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在都市报兴起之后，媒体开始走向市场化。都市报的记者招聘方式开始灵活起来，一大批并不拥有事业编制的新闻工作人员进入到采编队伍当中。曾有一段时间，国内盛传“媒体是最后一块利润丰厚的领域”这一说法。从现在看来，这个明显是书呆子们得出的结论，却吸引了资本市场开始蠢蠢欲动。媒体市场化之后，民间资本开始进入。新闻界习惯将投资方或者控制权为官方的媒体，称之为体制内媒体，典型的是党报体系，以及广电体系；而体制外媒体因为有民营资本的进入，市场化痕迹明显。中国的新闻体制并未真正放开，国家禁止民间资本或者外国资本控制媒体的采编权，但在发行和广告领域上放开，这为一些民间资本进入媒体开辟了一条道路。民间资本参与媒体运作，常见的方式是和官方媒体合资成立广告公司。广告公司代理目标媒体的广告和发行业务，而民间资本借助广告公司的途径，间接控制采编。从企业经营角度看，民间资本通过这种方式投资媒体存在巨大的风险。一旦广告公司失去了媒体的广告和发行代理权，民间资本则将无缘所投资的媒体。而在实际经营上，由于投资方不能控制媒体最为核心的产品——新闻内容，在广告经营和发行上自然左右都受到牵制，难有建树。合作蜜月期一过，投资方和控制方渐生罅隙，这也是为何民间资本逐渐淡出传统媒体，而去投资市场化程度高的网络媒体的原因。|www.aihuau.com|13市场化媒体的采编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官方手里，但体制内的采编人员往往不愿意到市场化媒体工作。为此，市场化媒体常常会聘请职业媒体人担任采编或者经营的要职。但这些职业媒体人的地位极为不稳。如果媒体经营不佳，自然很快会被辞掉；一旦成功，也往往容易被资方或者官方代表所排挤。中国市场化媒体的生存环境并不佳，国家严禁媒体私用化，使得投资方始终处在高风险之中。民间资本的进入，其所期待的回报往往不是经济利益，而是将媒体作为整合资源、编织关系的平台。媒体的市场化运作缺乏理性的市场机制，使得职业经理人的生存环境十分糟糕。整个行业缺乏忠诚度高、业务能力强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谭军波的故事便可反映这一问题。中国的新闻界不乏名人，但出名的多是采编人员或者高管，经营这块名人则稀少。而谭军波正是发行界中的名人，曾在《京华时报》一战成名。不过，从职业经理人的角度，谭军波却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2001年3月，37岁的谭军波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辞职北上，参与创办《京华时报》，先后再到《重庆商报》《上海证券报》《广东工报》《三湘都市报》工作。2008年1月，他最终落脚党报《东莞日报》，担任《东莞日报》副社长兼《东莞时报》总编辑。体制外转了8年，历经诸多酸甜苦辣、大起大落的谭军波最终又回归体制，成为东莞市委组织部的干部。正因这些经历，谭军波自认为特像宋江，原先在体制内，后来行走江湖，末了又被招安。8年间，谭军波先后奔走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长沙五个城市，其行走媒体江湖的经历在国内新闻界中实为罕见。他的故事正好折射了国内体制内、外媒体的差异，以及道出了国内报业职业经理人为何稀少的原因。2008年10月，笔者前往东莞拜访谭军波。他带笔者在市区转了几圈，走到市委市政府时，他对笔者说，他买的豪宅就在这附近。看来谭军波铁定了心要留在东莞工作，此番话语具有特别意义。在谭军波就任《东莞日报》副社长之前，东莞市委组织部按照组织程序到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对他进行任前考察。集团前社长范以锦说，谭军波是个人才，但问题是不知道他能干多长时间，3个月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