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生于重庆的刘小枫在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进入四川外国语学院，四年后，刘小枫考进北京大学，拜在美学家宗白华门下攻读硕士。 如果说本科四年是刘小枫学术基础的起点，那么研究生三年则是他思想上雏形渐具的时期。 那个年代的“精神教父” 1985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后，刘小枫进入深圳大学中文系任教。这一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处女作《诗化哲学》，该书以其独特的思路与表达方式在当时的“美学”和“哲学热”中取得了成功。 1988年，刘小枫出版了第二部著作《拯救与逍遥》，该书受到更大肯定，有学人甚至称之扮演了“拯救正在逍遥的人们的新启蒙的角色”，至今仍有许多人认为，这是刘小枫后来众多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一本，他在该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在当时令许多人感到十分震惊：中断中国文化传统。当时学界盛行的思考是—中国没能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利于资本主义发育，直到今天，类似论调仍有人提起。 正是在这一年，刘小枫被深圳大学破格提拔为副教授。此时的他，在学术上对神学发生了兴趣。1989年春夏之交，刘小枫远赴欧洲入巴塞尔大学深造，并最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身成位格》以德文出版。 刘小枫的观念一直与时俱进，在瑞士期间，他介入了基督教的研究，并为《读书》杂志撰写介绍当代西方重要神学思想家思想的文章。1994年学成归国后，由十篇文章组成的《走向十字架的真》出版。1996年，刘小枫出版《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这部小品文集无论文风还是个人思想的表达方式，都日益成熟。 客观而言，通过引进本土匮乏的基督神学，正合了那个时代的流行，而刘小枫此后主持了若干大型学术丛书的翻译和引进，如持续推动海德格尔、尼采、荷尔德林等相关译著的出版，更使他在学界享有了较高的学术声誉—他的演讲往往在中国高校中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一场演讲有时能坐满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被一些思想青年誉为“精神教父”。 或许正因此，刘小枫近年来在学术思想上的大幅度转身，令一些年轻学人感到茫然。2002年，刘小枫任教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任古典学研究中心主任，在中大期间，做学问用力甚勤的刘小枫，曾因疲劳阅读而视网膜脱离。 “有人说我变了” 在学术领域，用刘小枫自己的话说，他这几年来一直在排“激进启蒙意识的毒”。国内学界在进入新世纪后出现了方兴未艾的列奥·施特劳斯热，刘小枫正是最主要的推动者。引领潮流的他从神学转向政治哲学，又从政治哲学转向西方古典学，致力于施特劳斯和卡尔·施密特的政治学研究，这一转向多次引发争议。 前辈哲学家李泽厚曾隐晦地表达批评，“我知道有人在中国大讲卡尔·施密特，这个人我就不点名了。施密特是最有名的纳粹法学家，他反对议会制度，反对英美民主…… ” 2009年，刘小枫调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2010年，他在复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指出朝鲜战争是中国在现代性中站稳脚跟的标志。他的观点招致学界的不少质疑，在一些人士看来，刘小枫从过去背负罪恶感、宣传启蒙思想的自由主义者，蜕变为自由主义最彻底的敌对者的角色。 2011年7月1日，刘小枫被聘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其时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引起外界瞩目。 “网上就有人说我变了。这些人的思维明显还停留在他们自己都讨厌的年代：你不是咱‘造反派’就一定是个‘保皇派’。”刘小枫在今年参加深圳大学校庆时如是回应。 “不是回应的回应” 今年5月15日，刘小枫在一次读书会活动中的演讲引发的知识界风波蔓延至今。在该演讲中，刘小枫以毛主席与中国宪政困境为主题，称毛主席是“国父”，并称“文化大革命”是“人民民主”等。 此后各方的一系列批驳并没能驳倒刘小枫。今年9月，他在《开放时代》发表《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亲校版）》一文，以来者不拒的气势宣称：“为了让漫訾者更好地看清自己的敌人，以便给予精确打击，也为了让历史的后来者看清自己的敌人，有必要刊布由本人整理的讲稿。”这似乎在表示：像样的对手还没有出现，只能等待历史后人。 两个月后的11月8日，学者邓晓芒发表了题为《评刘小枫的“学理”》的25000字长文，推敲刘小枫的逻辑细节，提出了不同意见，意在厘清刘小枫的学理。 刘小枫曾在过去的采访中自况“从来不看网上的东西”，因此对他“没有丝毫影响，遑论压力”。但“没有丝毫影响”的刘小枫这一次也按捺不住，11月20日他以公开信的方式，回应邓晓芒。 刘小枫的回应出来后，舆论再次分野成挺刘派和挺邓派。“真正的思想功夫，恐怕在于能够不断地回到源头，重新思考现代以及后现代的价值，刘小枫这些年一直都在做这个工作，邓晓芒先生恐怕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身，以及‘1980年代’。”有挺刘派人士如是说。
作家李洱在看了刘小枫的“回信”后难掩失望之情，他这么说：“我想起了加缪和萨特当年的论争。与加缪和萨特当年的论争相比，刘小枫这篇不是回应的回应，真的是让人失望透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