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媒体 体制内媒体的市场化之路



  编者按:

  由于对路线不熟悉,我们三番五次给季晓磊先生打电话询问,最后还是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了半个小时,作为《中国经济周刊》掌门人的他不仅没有丝毫的不快,反而一再说这里不太好找,还亲自为我们倒水,整理办公桌。

  访谈中,季晓磊先生有问必答,认真严谨。谈到体制内媒体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时,他既不回避体制内媒体的弊端,也不盲从媒体市场化的理念。

 市场化媒体 体制内媒体的市场化之路

  面对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他明确表示正当的商业利益是必须的,而社会责任更不能丢弃,二者并不矛盾,越是社会责任感强的媒体,他的读者群也就越大,从而获得的商业利益也越多。

  媒体从业者的素质决定了媒体的质量,而面对传媒人才的频繁流动,季晓磊似乎很放心。他笑谈自己的团队很稳定,只是太年轻,冲劲有余,成熟不足。

  虽然中国经济类媒体不少,但是真正有影响的不多。经济类媒体的竞争日趋激烈,体制内媒体如何在竞争中既不失本色又能立于市场竞争的不败之地,这是值得每一家体制内媒体深思的。 

  品牌影响迅速提升经济规模有待扩大

  传媒领袖网:《中国经济周刊》在2007年报道中,哪些新闻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现在杂志的哪些方面的发展让你感到满意,哪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季晓磊:去年比较有影响的应该是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报道。独家报道有关于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这个报道我们做的是系列。详细报道了审批制度的历史和现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下一步有可能的走向。这组报道,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重视和批示,可以说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入进行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还有节能减排的系列报道,廉租房的报道。还有关于交强险存在400亿暴利的报道,这个报道也是我们首发的,后来成为媒体竞相报道和追踪报道的热点。有关部门一直否认存在暴利,但记者掌握了大量的证据来证实存在暴利。还有农村金融、农信社的报道。农村很大的问题是缺少资金,新农村建设也使面临着资金短缺。我们陆续报道了山东、吉林、黑龙江等地有关农村金融的有益探索,反响还是比较大的。

  感到满意的是我们的发展速度还比较快。《中国经济周刊》诞生于2004年,从2004年到现在也就是4年的时间,我们周刊作为一个新兴的媒体,品牌成长还是很快的,影响力提升得很快,我们的报道网络转载总量在所有的财经类媒体里面大概能排到前10位。中宣部和国务院新闻办也把我们列为了重点的媒体。另一个让我满意的是我们有一支精干而敬业的团队。《中国经济周刊》可以说是中国所有周刊类杂志中人数最少的,采编人员不到30人,经营人员三四十人;整个队伍很年轻,很敬业,很有冲劲。

  有待提高的地方很多。当务之急是要提高经营的规模和运营的专业化水平,这方面我们需要向成功的市场化媒体学习,需要引进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传媒领袖网:《中国经济周刊》是一本定位“领导者决策的经济参考”的杂志,由于领导要掌握的信息很多,要看的书报也很多,时间非常紧张,那么在杂志的具体编辑过程中,针对这些问题有没有具体的要求?

  季晓磊:我们的读者对象是领导,包括企业领导和各级党政领导。针对这一特定的人群,我们的杂志在编辑过程中有两个特点:

  一是“精而薄”。内容要尽可能精,页码要尽可能少。我们的杂志目前是64页,而国内其他的各类周刊多在100页左右。为什么设定成64页,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就是说一周一期的杂志如果100多页给领导看,他肯定看不完,所以必须追求“精”。

  二是“点面结合”。我们的资讯编辑每周花很大功夫、用大约10个页码梳理本周的政经大事,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资讯板块把一周的中国重大的政经事件都囊括进去,可以让领导人通过这10个页码了解整个一周面儿上的情况,这是“面”;其他的栏目就是“点”,涉及到各个行业、各区域的重点报道,可以为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者提供决策借鉴。

  不浮夸不粉饰不歪曲不炒作

  传媒领袖网:从《中国经济快讯》到《中国经济周刊》,从内参到公开发行,这期间《中国经济周刊》经历很多的革新,您能谈谈几次主要的革新吗?

  季晓磊:首先在形式上,最主要的革新就是更名,其次就是公开发行。

  在内容上,内参的时候主要是资讯,资讯的整合和一些不适合公开发表的文章。改版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强调新闻性,对事件的报道,对新闻的报道。

  从经营的角度上来说,内参的时候靠补贴,公开发行以后就开始自主经营,第二年就实现了收支平衡,四年来每年的发行量和经济总量的增长都在百分之四五十。

  传媒领袖网:现在我国目前经济所面临着诸多问题包括物价上涨、人民币升值、股市大起大落等等。《中国经济周刊》作为一家有一定官方色彩的杂志在报道这些问题的时候有那些基本的原则?

  季晓磊:首先是利国利民的原则,还有着眼长远着眼大局的原则。我们看待任何问题都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要把一篇报道放在宏观的大局下面来看。

  第三就是说真话的原则。具体地说是两个方面:一是不浮夸不粉饰,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去分析;另一方面就是不歪曲,不炒作。这是一个事情的两方面。现在有些媒体可能是出于商业目的,为了吸引眼球,一个问题他可能说的很片面,以偏概全,夸大、渲染、炒作甚至是歪曲。另一方面,官方媒体以前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另一种不实事求是,喜欢粉饰,一片大好、报喜不报忧,现在这方面有了根本的改变。《中国经济周刊》作为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刊物,一定要实事求是,说真话,说实话。

  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可以统一媒体应认准社会角色

  传媒领袖网:您以前说过“媒体不应该有过强的商业冲动”,恰恰现在很多媒体都在追求最大的商业利益,因为市场化的媒体没有利益就不会生存。因此媒体需要在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感之间有一个很好的结合点,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季晓磊:《中国经济周刊》实行总编负责制,我作为总编同时也担当社长的角色,我当然也要考虑经营,发行量、广告上不去我也得着急,这是肯定的。但是怎么平衡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这是所有的媒体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都是在这个话题下失衡的反映,就是过分追求商业利益而不顾社会责任的结果。

  作为一家体制内的媒体,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商业压力所以才把能社会责任兼顾得好。其实我们追求正当的商业利益和承担媒体的社会责任是不矛盾的。你做得好反而更容易促进你的商业价值的实现。媒体作为社会分工中一个重要的角色,为社会提供价值的途径和内容有很多,比如为客户提升知名度美誉度,比如给他提供有价值的资讯有价值的判断、比如为客户搭建沟通的桥梁和平台等等,这些服务都能为媒体带来商业利益,就是说媒体完全可以靠提供社会价值来实现商业利益。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提供的东西能否符合客户的需求,是我们的经营人员能否具备相应的业务素质。经营实践中,有些经营人员往往会简单地理解客户需求,甚至会低估客户,以为把人家吹个天花乱坠就是服好了务;有的经营人员业务素质低下,没有正招儿只能使歪招儿,只能靠敲诈勒索实现商业利益了。在我们周刊,我们对经营人员的要求就是两条,必须规范走正道,必须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

  我一向认为媒体不应该有过强的商业冲动。媒体当然也是商业机构,但它的第一属性“社会公器”,它首要的功能是发挥社会功能提升国家软实力。比如说人民日报、央视,它们都有超强的社会影响力,但就经济规模说也仅仅是一般的大中企业,几十亿上百亿的规模,远比不上中石油中移动动辄上千亿的规模,难道你会因此认为它的社会价值不如后者吗?这是社会分工使然。媒体当然也要“做大做强”,但它的内涵首要的不是经济。对媒体如此,对媒体的从业者来说也是如此,你要想发大财就别干记者。媒体和媒体人要认清社会角色,否则就会动作变形。

  只要能适应市场生存的方式就是好的市场化方式

  传媒领袖网:《中国经济周刊》为什么广告很少?是因为受杂志本身的限制吗?

  季晓磊:我们目前内页的广告是7个页码,今后也会控制在10个以内。我前面说了杂志要薄,内容要精。这样你的广告就不能太多太杂,来者不拒、眼花缭乱,就不适合我们的读者定位,他就会认为这份杂志不是一个严肃的刊物。我们广告部曾经应客户要求做了一个封面拉页广告,之后就接到很多读者的电话,问我们的杂志是不是日子过不下去啦,怎么把广告都做到封面上了。我相信我们的读者基本上不怎么逛报摊,也不会常看时尚类的杂志。再比如说我们的版式,有同行就和我们说你们的版式怎么这么死啊,看上去很呆板。但这也算是我们追求的一种风格吧,看上去稳重一点,不要很花哨。

  传媒领袖网:在开发广告的时候,对广告都有哪些要求,比如什么样的广告可以进来?

  季晓磊:总体来说,我们的杂志是一个“窄众媒体”不是“大众媒体”,因此广告客户也应该有特定的对象。我们的广告多是适合政府企业消费的产品,基本上不针对个人消费品。

  传媒领袖网:作为一本体制内杂志在和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些经济类杂志竞争时有那些优势?劣势呢?

  季晓磊:作为官方色彩的体制内的杂志,优势是我们和各级党政机关的联系会更紧密一些。另一方面有我们的主办单位人民日报社的品牌优势,她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对我们的品牌建设和争取更多的客户很有帮助。

  劣势是我没多余的钱可烧,不能到处铺摊儿,报摊上看不到。和有市场融资的媒体相比,我就缺乏这种优势,比如说一次融资五千万、一个亿,他的杂志就可以广泛迅速地铺报摊。为什么叫铺摊呢?铺摊就是烧钱。杂志烧钱主要就是铺摊。没有哪一家杂志是靠上摊卖杂志盈利的,上摊的目的不是为了卖钱,是为了给广告商看,给广告做推销;先化大钱印刷发行铺摊,再靠广告睁钱,这就是现在普遍采取的市场化方式,叫“二次销售”。我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没有钱可烧。但我们有自己的运营模式,也比较稳健,《中国经济周刊》可以说是为数很少的靠卖杂志靠有效发行来赚钱的一家财经类刊物。《读者》和《知音》是通过卖杂志来赚钱的,我不知道财经类的杂志有没有这样的。总之,不论是体制内的还是市场化的媒体,什么样的道路是好的,什么样的道路是不好的,主要是看你能不能适应这个市场,能不能符合自身的实际。我认为只要是能够适应市场生存的就是好的市场化方式。

  中国需要严肃的经济类媒体

  传媒领袖网:你觉得经济类媒体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季晓磊:中国的财经媒体越来越多,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但是只要我们以一种对社会负责对客户负责的态度扎扎实实地去做,就一定会越做越好。做媒体不能太急功近利、心浮气躁。比如证券热了,赶紧做证券,恨不得整个都改成证券报,等证券一冷又改成别的了。中国正处在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期,有许多重大的基础性的问题,需要关注,需要探讨。中国需要严肃的财经媒体,踏踏实实做就一定能做好,也一定会有市场。

  传媒领袖网:今年年初由《中国经济周刊》发起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百人榜”发布暨系列评选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您能谈谈你们发起举办这项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吗?

  季晓磊:我们在今年的第一期推出了这个专题报道,可以说是鸣响了中国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第一声礼炮。去年下半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在通气会上也给我们布置了这个选题,我们组织了一批专家,花了四个月推出了这个榜单。这期专题的反响很大,国内外有上百家媒体报道。美国之音的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我时,提出了一个问题,说“经济百人榜”中为什么没有禹作敏这样的人呢,意思是不够全面吧。其实百人榜只是一个开始,下一步我们准备评选单项的,比如30年“十大行业的十大领军人物”,还要评选30年的“十大流星人物”,就可以把这类人物涵盖进去了。目前我们正在启动百人榜之后的单项榜单评选,也请社会各界继续关注。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百人榜”的特点就是以人为切入点以经济人物为主线,来回顾30年的历史。为了对历史负责,尽量做到客观公正,我们没有做把它作成商业活动。在今年第一期杂志里,一个广告都没有,连平时刊登的一些广告都撤掉了。

  要说这次活动的意义,那就是,通过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曲折历程,通过经济人物的沉浮让我们更加认清改革的艰巨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坚定我们对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声音太微弱

  传媒领袖网:作为一家媒体,客观公正应该是必须的。但是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时候一直都带着有色眼镜,比如在最近报道的藏独和火炬传递以及CNN记者卡弗蒂辱华等等的一系列事件。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季晓磊:两方面:一是中国进步太快,如果中国现在还像以前一样积贫积弱,他们就没有意见了,他们现在还不太习惯中国的崛起,中国繁荣强大有些人心里不舒服。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够,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远远没有我们对西方的了解程度深。中国哪个阶层对美国的了解都远远高于美国民众对我们的了解。西方的普通老百姓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他们固有的老大意识造成了他们的无知。

  当然,缺乏对中国的了解,一方面是他们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和中国的媒体也有关系。就是我们中国的媒体还不够强大。十七大提出了增强我国软实力的问题,软实力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是媒体的力量是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声音还太微弱,无法充分全面地展示我们的国家形象。因此我们急需要提高包括媒体在内的软实力。

  传媒领袖网:感谢你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愿《中国经济周刊》越办越好,为更多的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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