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建工作经验启示 产业发展与能源的协调问题研究——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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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化成熟期和后工业化社会 1950年之后，欧美各国全面完成了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开始进入工业化成熟期和进一步迈入后工业化社会。该时期各国工业结构趋向高加工业化和高技术化，以咨询业等高技术产业为中心的现代服务业开始迅速发展，第三产业高速发展并全面超过第二产业。195O-1997年间，美国、英国、法国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上升了19．6％、19．7％和39．5％，1997年三国的三产比重分别高达72．6％、66％和70％。在此期间，各国能源强度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其次，工业化相对较晚的国家，产业结构的“跨越式”演进趋势较为明显，而其能源强度达到峰值的时间一般较早(相对工业化阶段而言)、绝对值也相对较低。例如，英国的产业结构基本是遵循先轻工业后重工业的次序演进，而美国则表现为轻重工业相互交叉、共同高速发展，德国工业化起步期就快速转入了重工业为主导、轻重工业相互推动的阶段，而日本的工业化则先大力扶持重工业发展，而后对轻工业“补课”。

　　在能源强度峰值的比较上，美国、德国相对低于最早完成工业化的英国，较晚工业化的日本又显著低于美国、德国，尤其日本的能源强度峰值几乎只有英国、美国的一半不到。此外，日本在“重化工业化”时期，第三产业的比重已高于第二产业，到1 980年更是迅速上升到占GDP的60．1％；而在日本实行“重化工业化战略”之前或初期(1950-1960年)，日本的能源强度就已经开始下降。

　　以上现象说明，虽然产业结构“重化工业化”、能源强度快速爬升的工业化阶段难以整体跨越，但三次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的依次演进却是可以跨越的，能源强度的峰值也可随之得到有效控制。究其原因，对先行国家技术、资金的引进吸收，历史经验的吸取，可能是较晚工业化国家实现产业结构跨越式发展、能源强度显著降低的重要因素。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处于能源强度上升时期，如图4右侧所示，迫切需要大力}I进和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认真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基于后发优势，实现走“低能耗”的工业化道路。

　　1．3 借鉴日本降低能源强度的经验，执行更为强调节能的产业政策、能源政策

　　在上述先行工业化国家中，日本可以说实现了相对“最节能”的工业化过程。分析其原因，除特殊历史条件外，日本在工业化时期采取了更为强调节能的产业政策、能源政策，是其能源强度不断降低的重要原因。日本的经验主要在于：

　　依托自主创新，大力优化重化工业发展，并促进能源技术变革 1956-1 961年，日本大力扶持重工业发展，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工业结构的二元现象(先进技术与落后技术并存)仍然存在，能源强度也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1962-1970年，日本改变了产业政策和能源政策，一方面大力促进重化工业的设备大型化、推进技术自主创新和提高自动化水平，另一方面高度注重能源生产和消费技术的变革，使能源效率不断提升，能源强度实现年均下降3．32％，经济结构和能源效率迅速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大力优化经济结构．强化能源技术研发和节能的法制化管理 1973年之后，日本大力发展以高技术为核心的轻型、紧凑型产品制造业，大力发展服务业，替代重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过去几十年中，日本的重工业比重基本维持在1973年的水平，但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分别增长了4倍和3倍，同期能源消费仅增长了40％。此外，日本1974年启动了发展替代能源的阳光工程，1978年启动了开发能源节约、再生、高效使用技术的月光工程，1979年实行了节能法，实现了节能的法制化管理。大力促进能源技术革新和强化节能管理，也对该时期的能源节约做出了重要贡献。

　　1．4 借鉴美国近年来降低能源强度的经验，与结构节能相比较，效率节能更为有效

　　在工业化时期，美国并不注重能源节约，导致其人均能源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国家。但近年来美国的能源强度持续下降，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增长极为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Ian Sue Wing(2004年)的研究显示，1959-1995年间，美国能源强度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产业结构优化(结构节能)和部门能源强度降低(效率节能)，其中又以后者更为主要。

　　Ian Sue Wing的分析显示，产业结构演进对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程度，可以通分解为结构因子(φ*)效率因子(ψ*)，分别代表产业结构变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以及各部门自身能源强度变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Ian Sue Wing推算出的结构因子与效率因子的累加值(φ*+ψ*)与实际统计中的能源强度下降幅度(E*／Y*)十分吻合，如图5所示。此外，还可以发现，1959-1970年，美国的能源强度先降后升，其中结构因子(φ*曲线)的降幅大于能源强度的幅度，对能源强度的降低起到了主要作用，而期间效率因子(ψ*曲线)反而上升——体现了各部门能源强度的增加，是导致后期能源强度上升的主要原因：197O年之后，受石油危机的影响，上述趋势出现逆转，效率因子显著下降，表示效率节能对该期间能源强度的降低起到了主导作用，而结构因子则一直稳定在此前的水平上，降幅低于效率因子，表示效率节能对该时期能源强度降低的作用相对较低。上述研究有两点启示：首先，结构节能和效率节能均是降低能源强度的重要手段。其次，结构节能的作用较为有限，效率节能具有更好的节能效果和更长远的节能潜力。

　　进一步比较日本同时期的节能策略(1960年以后)，可以发现，在能源强度显著下降时期——美国石油危机之后和日本重化工业化后期，效率节能均发挥了主导作用。因此，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在一国需要迅速降低能源强度时，虽然可以兼靠调整产业结构、工业结构等结构节能手段，以及技术进步、节能管理等效率节能手段，但效率节能手段更为有效。而在需要持续降低能源强度时，结构节能的效果也将受到限制，效率节能最终将成为持续降低能源强度的主要源泉。

　　2 对我国产业与能源协调发展问题的一些初步认识

　　2．1 对研究对象及其关系的认识

　　从能源工程的视角，能源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备物质条件。因此，能源与经济的协调主要在于通过组织能源的开发、加工贮运等，保障持续稳定的能源供应。从宏观经济的视角，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属于经济活动，更主要关注能源价格、能源投资，以及经济总量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联等。而从产业经济的视角，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体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成长与演进，许多经济问题甚至只能从部门的角度去分析和理解。综合以上观点，结合国际经验和历史规律的启示，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虽然表观上，一国经济增长是其能源消费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能源供应能力是制约经济发展与能源协调的主要因素。但更内在、更本质的问题，却在于产业与能源的协调发展问题，特别是产业结构演进方式的调整问题”。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可从两个方面进一步考证：

　　首先，在能源消费方面。一国能源消费总量主要包括生产(产业)用能和生活用能，而观察近年来我国生产和生活用能的构成变化，2000-2005年总能源消费中的生活用能比重一直稳定在11％左右，预计今后可能也不会有重大变化，即产业用能的比重将较长时间稳定在89％左右。因此，产业用能总量和能源效率主要反映在产业部门结构和技术结构上，将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协调的关键因素。我国“十五”期间，煤电油运一度全面紧张，主要原因就在于高耗能行业的超常发展。

　　其次，在能源供应方面。能源系统，包括能源开采、转化加工、输配、终端利用等各个环节，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贯穿存在于产业、生活等经济子系统之中，特别是大部分存在于产业系统之中，如图6所示。能源供应本身就是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门，如煤炭工业、电力工业、石油天然气工业等能源产业。而能源产业与非能源产业问又存在彼此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使产业结构演进与能源系统的发展紧密相关、难以割裂。近代各国的工业化发展史上，几乎每一次产业结构的重大演变都与能源技术的重大革新、能源产业的重大发展有密切的关联。而反过来，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等非能源产业的发展又极大促进了能源系统、能源产业的发展。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滞后，已成为进一步提高能源供应能力、降低能源价格和改善能源效率的重要制约。

　　2．2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进与与能源强度变化的关联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节能取得了巨大成效。1978-2000年，我国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了66％，年均降低5．25％，降幅远高于发达国家。但“十五”期间形势逆转，经济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明显增强，万元GDP能源强度从2000年的1．31上升至2004年的1．42tce(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若仅从“十五”之前的能源弹性系数、能源强度的历史变化趋势出发，完全可能得出与现实情况相反的结论。若分析我国该期间的产业结构变化，则可发现，“十五”期间能源形势突变，其实早有预兆。

　　1978-1990年，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化特征表现为二产持续下降，重制造业占工业比重下降，三产比重上升等。期间二产比重从48．2％下降至41．6％，三产比重从23．7％上升至31 3％。1987-1990年，重制造业占工业的比重从49．17％降至45．32％(本节产业结构数据主要来自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与该时期能源强度下降有密切的联系。

　　而1991-1995年，产业结构的变化已经表现出二产比重急剧上升，工业内部制造业比重快速上升，三产比重略有下降等经济加速发展的明显特征。期间二产比重上升了6．7％，三产比重下降了2．7％，重制造业占工业的比重上升了4．33％。“九五”期间，二产比重虽然略有上升(+O．7％)，但重制造业占工业的比重却有所下降(-1．46％)，三产比重又略有增加(+3．3％)。产业结构先“重”后“轻”的波动，使得“八五”、“九五”时期能源强度仍持续下降，也使得能源、经济在总量上的表观协调，掩盖了产业与能源发展不协调的潜在问题。

　　因此，产业结构“重化”与能源需求剧增等问题，在“十五”期间全面爆发。2000-2003年，我国二产比重略有提高(+2％)，三产比重基本稳定(-O．2％)，但重制造业占工业的比重却上升了5．8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6．34％，成为绝对占据主导的产业。在宏观判断上没有提前预见到重化工业的超常发展，也是“十五”期间，我国出现诸多产业与能源不协调问题的一个主观方面原因。

　　根据国际经验和历史规律的启示，今后我国能源强度的上升趋势，能源强度峰值的大小和出现时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后我国的工业化战略，特别是产业战略。当前，依托自主创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优化重化工业发展和努力提高三产比重，执行更为强调节能的产业政策和能源政策，是协调今后我国经济、能源、产业的发展，顺利实现2020年小康社会目标的迫切要求。

　　3 结论和建议

　　国际经验、历史规律和相关理论分析表明，虽然一国的人均GDP水平与其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之间呈现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但在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绝对值和变化趋势上，还存在多种可选择的发展“路径”，而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式将是影响“路径”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一般都要经历一个能源强度急剧上升并持续在较高水平的产业结构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而以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发展为中心，效率节能优先，兼顾结构节能，执行更为强调节能的产业政策、能源政策，是缩短能源强度爬升的时间和降低峰值的关键所在。

　　种种迹象表明，我国正处于一个能源强度可能出现持续爬升的关键发展时期。因此，当前应充分认识到产业与能源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充分借鉴国外经验，认真把握其内在规律，加快研究、制订和修订相关产业政策、能源政策。工作重点应是依托自主创新，大力优化重化工业发展，努力提高三产比重和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配合手段应是大力促进能源技术革新、强化重大能源政策、实现节能法制化管理等。做到多管齐下，扎实推进，从而有力保障中央提出的“十一五”期间能源强度下降20％目标的顺利实现，促进今后我国产业与能源的协调发展。

　　作者：李 政，麻林巍，潘克西，付 峰，朱 宁，黄 峰，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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