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教育开支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长期过低，在2002~2003年度还一度下滑，农村教育面临的困难极大。根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玉林的研究，1999年全国2 036个县和县级市中，有1 021个县的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不足10元。虽然教育危机的呼声已经在社会引起强烈的震动，但是人们对这一危机的性质仍认识不足。如今的孩子，在十几年后变成了劳动力。那时候，中国正好赶上老龄化的危机，劳动人口下降，被抚养人口上升。现在的成年人，要想指望自己退休后能够被现在的孩子们所养活，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教育这些孩子，使他们有更高的素质、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只有每个劳工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加大，才能指望比较少的年轻人能够养活比较多的老年人口。但是现在教育投入不足，将来的劳动力素质就不可能高。这所引发的不仅是目前的教育危机，还会在未来10年后加剧中国的老龄化危机。我们只要看看几个数据，就能明白这种危机的严重性。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中国的生育率从1980年每个妇女2.29个孩子跌到如今的1.69个，远远低于维持稳定人口水平所需要的2.1的“替换率”标准。结果，在5年多左右的时光里，中国的劳动人口总数就会下降，在10~20年的时间，老年人口就会急剧上升，中国由此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如，研究亚洲人口的克林特8226;劳伦根据各种数据反复估算，预计中国的劳动人口到2009年将达到顶峰，为92 400万左右。这个数字，到2024年将下跌到83 500万。与此同时，老龄人口将持续上升。到2030年左右，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达到25%左右，超过美国当时的水平。到2050年，这个比值将超过30%。现在中国的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员的比例为6∶1，到2040年将下降到2∶1。那些4-2-1结构的家庭(即4位老人、夫妇2人和1个孩子的家庭)，可能面临一个独生子养活好几位退休人员的局面。面对这样的危机，一方面要适当调整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方面则要投资教育，使现在的孩子能够在未来从事高科技产业，一个人顶两个人用。同时，产业层次提高，也能够给老年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不能指望一个60岁以上的人还当建筑工人。但是，一个60多岁的人，如果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在大学教书，可以操作电脑，可以从事各种研究性工作。现在接受义务教育的人，不仅在10多年后要一个顶俩地辛勤劳动，养活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而且再过50年，他们本身也将进入老龄岁月，那时的老龄人口将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3，他们能否自食其力，将是中国在本世纪还有没有竞争力的决定因素。|www.aihuau.com|36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给许多人带来了盲目乐观情绪，掩盖了未来的危机。高盛在2003年的报告表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能够把5%的年GDP增长率维持到2050年，虽然其人均GDP仍是四国中最低的。这一估算的重要因素，就是人口。印度目前的人口平均年龄为26岁，中国为33岁。未来印度的人口增长率为16%，比中国高一倍。这不仅意味着印度的人口总数将在2035年超过中国，而且其人口要远比中国年轻，两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差距将越来越大。这当然会影响两国经济的此消彼长。人口增长，人口年轻，并不一定是好事。在未来50年，中国的人均GDP要远高于印度，生活质量也明显高出一筹。但是，如果不做长远考虑，这些优势很快就会化为乌有。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过去30年，中国少生了3亿人。这不仅大大减缓了就业和资源带来的压力，而且由于被抚养的人口少，中国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经济发展。但是，“人口红利”是个带有误导性的一面之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借贷”。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控制生育，被抚养的人口少，造成的结果是未来的劳动力减少，老龄化加剧，增加了国家和社会的财政负担。现在的“红利”，许多是以未来为抵押的“贷款”。不考虑未来，不计划如何“还贷”，我们就会“破产”。
应该说，目前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社会上成人多、孩子少，使我们比其他国家更有余地以高比率的财政支出投资于教育。举例而言，世界用于健康医疗的投资，占世界GDP的9.8%，美国在这方面的投资，占其GDP的13.9%，德国为10.8%，法国为9.6%，丹麦为8.4%，日本为8%，中国仅为5.5%。这里除了医疗费用和生活水平外，一大因素就是我们的人口年龄比其他国家年龄年轻。印度人口年龄比我们年轻，这方面的投资也比我们低，仅占其GDP的5.1%。但是，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很快就会跟上去。现在不投资教育，以后就投资不起了。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我们的教育投资又怎么样呢？由于各种统计数字说法不一，我仅以《经济学人》2005年发布的教育投入在GDP中的比值进行跨国比较：中国为2.2%，美国为5.6%，挪威为6.9%，瑞典为7.7%，丹麦为8.3%，世界平均水平为4.5%。可见，我们虽然因为“人口红利”省下了巨额的医疗费用，但我们并没有把这份“红利”投资未来，反而在向未来借贷。造成这样的局面，除了国家政策外，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地方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只管追求GDP的增长，以求在短短的任期内创造“政绩”；二是现在中国正在享受“人口红利”，劳动力充足而且便宜，劳动力投入比技术投入和教育投入更便宜而且见效快，从而跃入了“低技术陷阱”。但是，一旦人口结构改变，劳动力稀缺，劳动力的投入就会比技术和教育投入高，除非我们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但这一远景，还远没有进入国人的视野内。改变这一局面，首先要加强基层社会的民主。各地方的人大不仅应该保证由公正的选举产生，而且要有足够的权力要求地方政府在财政开支中给教育留足资金。同时，国家也要制定相应的政策，规定教育投入在GDP中的最低比率。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危机和未来的老龄化危机才能够得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