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教育部近日首批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在教育部为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强调，按照《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制定章程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环节，依章程自主管理是高校的法定权利。 去年《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出台之际，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即用“宪章”一词来强化高校章程的性质和地位，以彰显高校政校分开、管办分离，以及确保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基本原则。行家点评称，“政校分开”是各校章程中关键要素，顺应了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吁。 高校行政化所导致的大学现状的学术落后，机制僵化以及行政和学术腐败，堪称冰冻三尺，积弊深重，早已为人诟病，高校去行政化不仅呼声日久，已有基本共识，而且还作了多方的探索、试点和推行，惜乎效果至今不彰。即使是高校章程这样的大学自治的法定根本性文件，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正是在这样一个改革起来困难重重、良策推行举步维艰的背景之下，诸多评论对高校章程的出台，均仅持审慎的观望态度，在众口一词地肯定了章程在高校去行政化进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又对章程能否贯彻落实抱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与担心。 舆论所反映出来的姿态和心态，即使在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强调“章程绝不是一纸空文，如果不按章程办事，会有各种纠错机制”后，也未稍有更改，可见大学去行政化并不会因为有高校章程而一蹴而就，而是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探究。 的确，如果高校章程难以落实贯彻，就无异于一纸空文，会只有装点高校去行政化门面的功效，还将拖累高校去行政化的进程。然而，依据经验法则，参照过往行政权力对各种规章制度的态度，对章程能否严格执行的担心其来有自。同时也不难看到，作为高校政策的最高制定者，即使再怎么强调高校章程的重要性并推崇为“宪章”，相较于展示信念和决心，倒更像是自我表扬。而且作为教育主管部门，虽为职责所在，但行政权俨然居高临下，从而就不免有着一些讽刺意味。如果在拍胸脯保证之前，能简要地反思一下此前高校去行政化何以难以推行，坦承地回顾过往而自我批评一番，显然更有助于消除观望者心中的疑虑，增强人们对落实章程的信心。 聚焦到这次成为关注范例的中国人民大学，高校章程值得探究的问题就更显具体并且生动。在教育部核准该校拟定的章程前不久，该校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涉嫌违法违纪被查，传涉案金额数以亿计算，该校校长助理、教育学院执行院长也被免职协助调查，而高校招生行政职务犯罪高发，“点招”贿赂已经随行就市，“一个名额从去年的二三十万元涨到了100万。”这一案情如果属实，那么，即使依据早已有之的校长负责制追究时任校长的责任，高校也不妨视为高校章程稳健地从起点走出了第一步。否则，章程就恐怕只能算是为高校去行政化画出了一道起跑线而已。 在《中国人民大学章程（试行）》中，从“校长负责，教授治学”这样的条款，在高校行政权力的界定、监督与约束方面，以及学生参与校务的权利方面的语焉不详中，还可以看到，作为“宪章”的高校章程，的确只是高校去行政化的一个基本的起点，高校去行政化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要到达教授治校、学生进一步参与校务管理的理想状态，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高校去行政化，从根本上而言，就是一个彻底解决行政权力和学校自主权利各自归位的问题。着眼于“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基本原则，则首要解决的是如何防止行政权力越界，怎样充分赋予大学师生自治权利并保障其不被异化和旁落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爆出的招生腐败案，就是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不彻底结出的恶果，凸显了行政权力私相授受、政务不透明、权力缺乏监督危害之一斑。高校章程只是为学校自主办学提供了有章可循的制度基础，更高层级的纠错机制固然也可惩戒违章犯规行为，但防患于未然而促成良性循环的高校生态，必须依靠作为高校主体的教师和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