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一大批濒临倒闭的中国国有企业,在政府的推动下通过“破产重组”获得新生。
如今同样的一幕在大洋彼岸上演。奥巴马政府以强硬的姿态推动克莱斯勒破产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如果在5月底之前,债券持有人无法与通用汽车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克莱斯勒就是前车之鉴。”
美政府强令破产重组
4月30日,在美国政府设定的“重组大限”的最后一天,由于与部分债券持有人无法达成协议,美国第三大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公司在奥巴马政府的要求下提交了破产重组申请。
当天中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讲话中严厉批评了部分克莱斯勒的债券持有人,他称这些人为少数“投机分子”。奥巴马说,破产程序就是设计用来对付这些最后的顽固分子的。
在奥巴马举行新闻发布会后,克莱斯勒迅速发表声明,除表示目前公司进入破产重组阶段外,也正式确定与菲亚特合组全球战略联盟。
根据协议,菲亚特最初将获得克莱斯勒20%的股份,并在实现某些目标的情况下,可以将持股比例提高到35%。一旦克莱斯勒还清了美国政府的贷款,菲亚特有权选择持有该公司50%以上的股份。
而克莱斯勒现在的所有者──私人资本运营基金Cerberus Capital Management LP和德国的戴姆勒公司将失去它们全部股权,一只退休人员医疗信托基金将成为克莱斯勒新的大股东,持有该公司55%的股权。
克莱斯勒还表示,在重组期间将暂停大部分制造厂的运转,最长可达60天。其首席执行官纳德利也宣布辞职。
克莱斯勒被强令申请破产重组后,果然出现了奥巴马政府乐意见到的一幕,通用汽车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谈判进度明显加快。
按照奥巴马政府为通用汽车设定的重组期限,5月底之前,通用汽车必须与其两大债权人—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与债券持有人达成一致意见,以换取美国政府进一步的资金支持。
此前,奥巴马政府曾暗示,如果不能与美国政府达成妥协意见,通用汽车将会申请破产重组。自从去年底通用与克莱斯勒接受美国政府救援后,这两大汽车公司一直在政府的主导下推进重组,奥巴马因此被美国一些媒体称为“美国汽车业的联合CEO”。
不接受22.5亿美元抵债
克莱斯勒申请破产重组此前早有预料。3月30日,美国政府否决了通用汽车与克莱斯勒的重组方案,认为这两家公司在削减债务或工人福利方面做得还不够,如果没有更为根本的改革,政府将不会给它们注资。奥巴马总统还警告说,不能指望用纳税人的钱无休止地拯救汽车业,还同时称美国政府对于通用汽车国有化不感兴趣,并已经让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做好破产准备。
当时有华尔街的分析师认为,奥巴马政府拯救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的首要计划将是利用破产申请清除这些公司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如债券持有者的债务和退休人员的医疗成本。
刚刚结束的上海车展期间,通用全球副总裁兼通用亚太区总裁罗瑞立在接受包括时代周报在内的记者采访时也暗示,通用汽车很可能与克莱斯勒走上同样的道路。“美国政府给予通用汽车很大的支持,奥巴马总统也非常希望通过重组,使通用汽车变得更强大、更健康。”他说。
不过,由于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担忧,破产重组会影响消费者他们的汽车,这两家公司并不愿意走到这一步。而在破产重组的威胁下,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与大部分债券持有人都做出了很大让步,同意克莱斯勒减少支付债务。“在宣布申请破产重组的前几天,几乎都是好消息,因此克莱斯勒内部有人认为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克莱斯勒中国企业传播经理江琼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但在最后时刻,由于部分克莱斯勒债权人拒绝接受美国政府以22.5亿美元现金勾销克莱斯勒约69亿美元债务的方案,奥巴马政府最终决定让克莱斯勒申请破产重组。
尽管出现了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极力避免的一幕,但对克莱斯勒来说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方案。
克莱斯勒提供给时代周报的资料显示,申请破产重组仅涉及克莱斯勒在美国的资产,其国际业务并不受影响,而美国政府还承诺将再提供80亿美元帮助克莱斯勒走出破产状态。
这一方案,也为通用汽车提供了解困之道。包括福特在内,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不良资产主要集中在美国,形成的原因美国政府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奥巴马政府不顾外界质疑,在美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直接干预私营企业重组,一来是不愿意见到汽车业的衰落动摇美国制造业的基础,二来也是偿还过去60多年来的欠债。
祸起美国医疗制度
三大汽车公司的债权人主要是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与债券持有人,负债最多的通用汽车虽然经过两次谈判消减40%,但仍欠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管理的医疗保健基金数百亿美元。3月30日,美国政府否决通用汽车重组方案后,明确要求其再消减204亿医疗保健基金。
在富裕的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不保障国民基本医疗的国家,以税收为基础的联邦保险方案只覆盖65岁以上的老人,65岁以下的美国人医疗保障主要依靠美国企业提供的福利和私人保险。
“二战”以后,由于美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劳工短缺之间的矛盾,迫使当时美国制造业的龙头——三大汽车公司争相恐后通过提高福利待遇、承诺在退休后可以享受更高的医疗保险来吸引员工工作。
而美国政府也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本应该由政府负担的福利被转嫁到了大企业身上,1946年由杜鲁门提出的全民医疗计划至今也没有得到实施,因此美国汽车业危机也是美国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这也是三大汽车公司与工会谈判异常艰难的一个原因。让辛苦工作大半辈子,在人生暮年的汽车公司退休员工放弃或大幅降低医疗福利,无异于在掠取他们毕生所得。时代周报专栏作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德曼曾在《美国怎么了》一书中公开批评美国的这种医疗政策对企业带来的伤害。
按照美国政府的法律,如果破产重组获批,那么克莱斯勒将轻松甩掉这些沉重的包袱,并很有可能迎来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这个破产重组方案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通过‘破产’摆脱债务的方式十分相似。”克莱斯勒内部人士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一大批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许多国有企业纷纷选择破产的方式换壳重生,即让负载累累的老公司破产,而将优良资产转移到新公司名下另起炉灶。世界银行2001年发布的《中国国有企业的破产研究》报告显示,仅1996年,试点中的破产国企的数量就达到约1100家,涉及68万名职工,430亿元债务和100多亿元的呆坏帐核销指标。虽然这些下岗职工及其家人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许多关系到国民经济重要命脉的骨干企业重新焕发活力,为中国经济在本世纪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破产重组能否挽救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仍让人感到担忧,在过去30年中,克莱斯勒已经三次走到破产边缘。在“二战”以后,通用、福特、克莱斯勒将重点放在了汽车的外观、大小以及动力三方面,汽车车体变得越来越大,经常标榜的是汽车尾翼和多用铬黄这些非功能性特点,而没有看到汽车将成为全球化工业产品这一趋势。
日本和欧洲的汽车企业则在不断地进步,并逐渐在技术上赶超了上来,1950年后,所有推动汽车业发展的重大技术进步都来自欧洲和日本。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戈登因此毫不客气地批评道:“远离繁华世界激烈竞争的生物往往变成高大,常常是奇形怪状的东西,美国汽车这些年的发展历程与生物的进化惊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