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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调201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把扩大居民消费和稳步推进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为扩大消费的长期政策赋予了新的内容。 首先，大量农村人口是导致我国消费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长期的二元经济体系，使我国农村经济大大落后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2008年为54.3%，大约有7.2亿的农村人口。大量的农村人口，受低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不健全以及保守消费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消费支出只限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低水平消费，对发展性和享受型消费很少问津，消费结构升级缓慢，消费增长乏力。与此相对应的是，农民具有比城市居民更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在农村养儿防老、攒钱养老仍然非常普遍。城市化率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消费意愿低、储蓄倾向高减缓了现阶段全社会消费的增速，拉低了整体消费率。 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2：1，2000年扩大为2.79：1，2008年进一步扩大为3.3：1。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4761元，仅相当于城市居民1996年的收入水平，农民收入水平比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落后10年之多。收入水平落后直接影响到消费水平的提高，农村消费增长与城市差距越来越大。 从城、乡消费品零售额占总消费的比重看，呈现农村比重不断降低、城市比重不断提高的趋势。1979-2008年城市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由32.5%提高为68.0%，年均提高1.9个百分点；农村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由1979年67.5%降低为2008年的32.0%，年均下降1.9个百分点。 其次，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将推动城市化率迅速提高。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对进城农民的歧视性待遇，我国城市化率提高速度由前几年的1.4个百分点降低为目前的1个百分点左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该政策将促使农村人口更多向城市流动，迅速推进城市化率的提高。 从发展角度看，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推进的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伴而生、共同发展的，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按照钱纳里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率应在36.4-49.9%，工业化后期城市化率提升为65%左右。而在2008年我国工业化中期城市化率为45.7%，城市化仍有4.2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按照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2020年我国将基本完成工业，如果在未来中国能够保持“九五”和“十五”期间工业化水平的年均增长速度，到2020年我国初步实现工业化没有多大悬念，届时城市化率应提升为60%左右。 再次，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大量农民永久或暂时进入城市将推动消费持续增长。城镇化在下一步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城镇化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动力，初步估算，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有1000多万农民转化为城里人。一方面稳妥推进城镇化，将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投资增长，为我国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提供动力。另一方面，城镇户籍是享受教育、医疗、廉租房等城镇公共服务的前提，中央的重大举措，将使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逐步稳定下来，为消费提供较大增长空间。 依照2008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差9700元计算，今后10年由于城镇人口增加，将使居民消费需求至少增加21886亿元，年均增加2188亿元。可见，在政策引导下，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我国消费不足和储蓄过高的失衡关系将得到明显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