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增长的涵义远比经济发展狭义。后者如同人的发育过程，涉及社会整体状况，往往以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的经验为论证的前提，并且始终缺少逻辑严谨的理论框架。前者有逻辑严谨的理论框架，常以单一指标来测度，例如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经济增长理论，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基础并广泛地应用于发展中国家，于是隐含地意味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轨迹总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哈佛大学最资深的发展经济学家珀金斯和匹兹堡大学长期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教授罗斯基合作撰写了《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最后一章是“预测2025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在探讨了由这两位作者调整和补充的各项数据之后，我推测，未来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主要取决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虽然，他们的数据表明，资本对以往GDP增长贡献了几乎50%。我倾向于相信，资本要素如此高的贡献率在未来将迅速降低，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要素取代。因为，资本是人类知识的物质载体，而劳动是知识的人力载体。越是承载着高技术的资本，就越是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为互补。在生产理论中，这是常识。 长期而言，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不再是储蓄和投资，而是：⑴人口年龄结构及增长率，⑵技术结构及演化路径，⑶资源结构与环境对增长的支持性，⑷生活方式与社会成员的核心价值，⑸文化的结构与精神诉求。 在增长理论的广泛应用中，以上诸因素只有人口因素是可度量的，故而总产出只能表达为人口变量的函数。 在宏观经济学（凯恩斯时期）的经典模型中，总产出短期内依赖于资本存量的服务和劳动存量（或人口总量）的服务。因为宏观经济学家只考察“短期”，所以此处有“存量”与“流量”的区分。存量的服务，是流量的另一名称。在宏观经济学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战后拉丁美洲和东亚的发展进入了经济理论的经验背景，增长模型的短期视角逐渐延伸为长期视角，技术进步速率被纳入增长模型，由索罗表达为“残差”。稍后，因“罗马俱乐部”报告而闻名，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也被纳入增长模型。但是，增长的诸因素仍是实质地不可度量的。因此，在总产出随时间的波动中，我们将索罗的均衡增长模型不能解释的部分（即残差），尤其是这一残余量随时间的变动，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增长理论演变至1990年，芝加哥学派的机关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了一期“新增长理论”专号。自此以来，技术和教育，成为增长率的两大决定因素，在罗莫尔的“内生增长理论”中表达为教育与研发增长的微分方程。 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希克斯是凯恩斯经济学最著名的阐释者，他曾说过：技术进步，无非是千百万人在他们参与的日常社会生产的无数细节中的点滴改进的累积效应。 将希克斯这一观点应用于企业层次的TFP研究，我得到TFP六项决定因素：⑴员工的工作习惯，⑵与新技术互补的团队经验，⑶管理者的企业家能力，⑷职务升迁及奖惩的参照系的结构性质，⑸企业文化——即员工相互之间的行为预期——的结构性质，⑹为企业工作的每一个人可获得的更高生活目标及激励。 上列六项，都不能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却可用来解释索罗“残差”。同时不难看到，这些指标或多或少都与人口年龄结构和各年龄组人口的教育程度密切相关。 一般而言，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目前阶段，人口越是年轻化并且平均教育程度越高，学习能力就越强，从而劳动者的工作习惯、与新技术互补的团队经验、企业文化和更高生活目标的激励等因素也就越有利于技术进步。当然，中国的社会经济也曾长期停滞在“马尔萨斯陷阱”里。那时，由于农业的性质，人口的年轻化只是强化了贫困从而将劳动年龄人口“锁入”低教育水平的循环。 遗憾的是，部分地由于我们背负着的20世纪革命的历史和意识形态遗产从而压制了劳动组织的自由发展，部分地由于普遍存在着的资本与强权的结盟从而压制了劳动报酬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正经历着劳动力教育程度的瓶颈。借助罗斯基和珀金斯的论证，我们用“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人口”来度量中国经济未来十几年可能实现的TFP增长，从而近似地，可预测未来十几年在资源与环境尚未产生严重制约时中国经济的增长率。 以上论述，推荐给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家。中国历年经济增长率 中国经济增长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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