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孙立坚，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世界经济最近都出现了程度不同而又明显的回暖迹象，向人们释放出一个重要的“新”信息：危机正在告别全球流动性恐慌的第二阶段，现在必须着手考虑“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该如何跨越失衡发展的障碍，走向富有活力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困扰和冲击，各国政府都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向市场注入了规模巨大的流动性，通过改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来改变市场悲观的信心，扭转由于流动性恐慌而出现的银行惜贷、资产通缩、投资无助、消费疲软的严峻局面。 但是，今天当各国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发展好转，市场信心缓缓提升的时候，人们又开始注意到2007年全球所遭遇的流动性过剩局面会在不远的将来重新抬头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更应该努力去探索“后危机时代”如何让自己能够在全球化经济舞台上实现自己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当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挑战 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挑战可能各不一样。欧美国家主要是因为各国政府不能及时拿出流动性输入机制的“关闭”退出方式（比如，要使政府成功退出关键取决于国有化资产能否在市场上卖出一个“好价格”等），从而导致通货膨胀高企的局面，逼得货币政策采取强硬的180度掉头，这对刚刚复苏的经济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有些经济复苏慢的国家就会面临让政策左右为难的经济“滞胀”，这种状况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持续不能得以遏制，那么一定会波及到其他经济已经复苏的发达经济体。 而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生产能力和增长的空间较大，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货币流动性的市场泛滥压力，但是，像2008年那样，大宗商品价格因为投机资本的猖獗而再次高企不下的可能性依然不小，目前这种迹象也已经出现。所以，输入性通胀问题同样会困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对那些外向依赖性大而目前经济复苏程度低的国家而言，打击可能是巨大的。 总之，“后危机时代”最先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再次齐心协力地抵御在过去全身心应对全球性流动性危机的过程中“迫不得已”给今天所埋下的十分严峻的通胀风险。 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 “后危机时代”给各国政府带来的最深远和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改变造成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因素和增长模式，它包括：全球统一和谐有效的监管制度和合作体系的建立，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失衡发展的增长模式的调整，能够带来双赢效果的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等。 具体而言，在发达国家方面，信息披露制度、会计审核制度、金融创新的风险控制机制、激励相容的公司治理机制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改革和统一正在得到充分的认识，由此带来的相关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优化也在积极推进之中。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尽快继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利用经济一体化的外部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活动有序健康地发展，已经成为决策部门苦思冥想的大难题。困难之处来自于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导致外部市场不但不可能增加反而在缩小。其次，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后危机时代以前长期赖以生存的美元价值体系会不断恶化，而目前取代美元或和美元体系能够制衡发展的另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也没有准备好。于是，发展中国家双边之间都在加大合作的力度以突破货币体系扭曲所带来的增长制约问题。 跨越危机的“中国牌” 后危机时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和发展中国家一样的要素以外，还有自己的“特殊性”，那就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规模已经排列第二的大国而言，如何提高发展的质量和建立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相匹配的增长模式，已经成为我们减少日益频繁的外部贸易和投资摩擦、缓解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以及降低沉重的增长代价时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 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了过去增长模式的弊端，正在从供需两方面寻找经济可持续而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国发展战略。从供给面上讲，中国政府想改变自己在产业链上处于低端（中游）的不利格局，通过产业自主创新，建立标准等方法来挑战美国创新大国（上游产业）的地位。同时，通过部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力图获得产品价格的定价权和产品服务所创造的更高附加价值，尤其是通过强化金融体系的战略来管理好自己的财富，落实扶持创新的意图，更是在挑战现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在世界经济舞台中的美国霸主地位（下游产业）。 今天，中国政府也清楚地意识到上述大国战略是一个中长期需要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在短期内，尤其是目前如何帮助中国经济摆脱全球金融大海啸的困扰，不切合实际地过分强调大国战略反而会让我们适得其反，事倍功半。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今天并没有刻意去强化“内需”来挽救急速下滑的“外需”，而是看到中国区域差距给我们留下的发展空间，用新的投资扩张战略来解决旧的产能过剩，为大国战略的有效实施赢得宝贵的时间。尽管如此，从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中也能看出，政府也想在传统产业的内部增加技术的含量和降低高污染高能耗的成本，以此来提高我们中游产业集聚的附加价值水平。 另外，从需求面上讲，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币财富的稳定增长，市场培育和内需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政府也在通过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创造出更多能够给农民更多收入的就业机会，因为他们的“购物”愿望和规模都会十分明显。同时，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力图解决城镇人口“有钱不消费”的问题。再者，中国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上述产业政策和刺激内需计划发挥作用，收入再分配制度的合理化和高效化，也是政府目前在努力探讨和尝试的方向。 总之，一旦上述效果显现，供给和需求会相辅相成，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光有消费，没有企业的竞争力，不一定就能做强中国的企业；而光有生产力，也会因为缺乏市场、缺乏财富分配的话语权而无法进一步升级和发展。所以，今天我们谈的很多关于“自主创新”、“人民币国际化”、“内需主导”等概念，都是出于我们想从被动的出口导向的低附加值增长模式转变成主动的创新、标准设定导向的高附加价值增长模式所致。尽管任重道远，但它已经充分反映出中国政府“后危机时代”在发展战略上的一个重大调整。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在进行的大胆“转型”是在尝试第一个吃螃蟹的滋味。我们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时间，而相关的汇率和利率还无法完全市场化，但为了尽快站上产业链U型“微笑曲线”的高端（上游和下游），“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是不可或缺的条件，那么，这一尝试会不会出现由于我们自己抗风险能力的衰落而遭遇到1997年东南亚遭遇过的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另外，东亚很多出口导向的国家，即使日本和韩国，也没有摸索出一个与制造业匹配的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运行模式。 1997年的东南亚危机和日本上个世纪出现的金融泡沫崩溃，都说明了他们尝试发展金融来支撑制造业强盛的战略以失败而告终（直到今天日本还是担心放弃“零利率政策”会导致汇率的增值压力过大而使自己的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美国则干脆把大部分的制造业都移到了海外适合标准化生产的国家和地方，而努力保持自己国家创新和金融共同发展的匹配增长模式。最近美国三大汽车企业的困境和与之相对照的对新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视，都说明了美国政府在进一步弥补自己增长模式上的“漏洞”。 我认为，这两方面问题都是中国在“后危机时代”转型过程中将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需要决策部门、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生产单位和研究机构抓紧时间共同探讨和实践，用科学的发展观，尽快探索出适合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