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赵晓，是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世界银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
2004年，克拉斯莫尔?佩佐夫，一位奥地利经济学派信徒、在美国生活了9年的保加利亚人，将美国喧嚣的1920年代与当时中国火热的经济进行比较，并且得出结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次大萧条，如同美国在1930年代所经历的。佩佐夫的话在中国仍有待检验，但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以及最近迪拜危机的爆发，显然已为中国敲响警钟。 佩佐夫的预言是基于罗斯巴德的《美国的大萧条》一书。根据罗斯巴德解释，大萧条的出现是因为繁荣建立在美国1920年代信贷扩张的基础之上。而2004年的中国正在经历一次通货膨胀性信贷扩张，其规模让当年的美国相形见绌。中国货币供应增长速度达到了当时美国的三倍，股市一路繁荣，房地产市场更如火如荼。代价就是，将来通货膨胀可能无法控制，政府除了急踩刹车和采取收缩外毫无选择。过度投资就产生生产过剩、物价下跌以及利润下滑的不良后果，经济将滑向更大的萧条。 另一方面，1930年代的大萧条产生了以凯恩斯主义为标志的宏观经济学。19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以萧条经济学重新诠释了凯恩斯主义。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各国政府在危机面前均采用了大规模干预市场的手法，新凯恩斯主义大放异彩。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克鲁格曼，无疑使得这一学派的声望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凯恩斯和克鲁格曼都认定，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有效需求不足，萧条是必然的。 大致而言，这一学派对于目前的危机有如下看法：首先是因为金融创新本身带来风险，因此需要小心谨慎；其次是因为政府的监管不力导致危机扩大化，因此政府应该加强监管；最后这是金融家道德风险所致，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恶果，是自由市场败坏了人们的道德，因此“看不见的手”是靠不住的，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加以管制。 克鲁格曼本人因为曾预言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而声名鹊起，他也将那场危机归结为裙带资本主义和道德风险引发。但事实上或许并非正确。裙带资本主义和道德风险在亚洲、欧洲、美国等全世界各地总是存在的，正如次贷危机中的投资银行并不比以前更贪婪。它与危机无关，在危机中它没有突然增加，实际上在危机结束时它下降了。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受害国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它们的货币都是钉住美元的。当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升值时，它们的货币都对日元升值了。东南亚地区当时的经济增长点是日本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日本是它们的资本提供大国，当日元对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时，所有的投资都枯竭了。当本国货币升值时，谁愿意买这种涨价的资产？所以投资枯竭使这些国家经常项目出现巨额赤字，从而需要外国资本融资，然后这些国家就被投机者攻击。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国际经济、金融史上的重要分水岭。此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陷入无序状态，各主要货币汇率波动频繁，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1976年召开的牙买加会议不得不承认了浮动汇率这一事实，标志着国际货币体制进入了牙买加体系的新阶段。从此，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美国成为世界主要债务国，但美元汇率走势脱离了美国国际收支的基本面。美元在长期“双赤字”的情况下，周而复始进行着升值、贬值、再升值、再贬值的循环。全球货币、金融和经济的稳定越来越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美元汇率周期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波动的重要因素。牙买加体系以来，全球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而且几乎每次危机都伴随美元汇率的大幅度调整。这种美元本位制对于世界经济的作用简单概括为：美元涨，世界经济收缩；美元跌，货币发行加大，世界经济进入扩张。一旦美元走弱一段时间后又调头转升，将会造成其他货币的泡沫，所谓“美元危机”的谈论最后可能变成其他货币危机的现实。 美元本位制的主要特点是，它使得美国把美元负债输送给主要贸易伙伴，而不再像布雷顿森林体系或金本位制下那样用黄金支付进口，为大量的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融资。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促进经济加快增长，其中发展中国家受益最大。当由低成本劳动力制造的廉价商品以惊人的增长速度进口到美国时，就会对美国的消费品价格造成下跌的压力，使得美国利率走低。那些通过经常账户盈余或资本账户盈余建立大量国际储备的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过热现象，以及资产价格上的过度膨胀，而这最后也导致了经济的崩溃。储备资产的积聚对经济政策构成了严重影响。佩佐夫对中国经济的预言就是基于中国当时快速增长的贸易顺差，巨额的美元储备的积聚，以及伴随的迅猛的信贷扩张，与日本及东南亚国家很类似。 只是长期的“双赤字”这次真正危及了美国自身。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也使得美国的贸易伙伴把他们的美元盈余重新投资于美国以美元计值的资产，造成美国国内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过度膨胀等现象，并把美国房地产的价格推高到一个难以维系的水平，直至次贷危机的爆发。 克鲁格曼在其新书《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宣称：“经济学的经典名言应该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就是说，资源是有限的，有得必有失，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但萧条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一些情况下，免费午餐是存在的，因为有一些资源是闲置的、可以投入使用的，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拿到免费午餐。”他所指的餐券就是增发货币。正如他建议通货紧缩中的日本银行实行制造通货膨胀预期的措施一样，各国政府实行数量宽松政策，使次贷危机后的全球通缩预期迅速转变为通涨预期。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都积累了大量的负债，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很可能在国债市场得不到足够的资金，即新增国债的供给量有可能超过需求量。如果美国国债不能得到足额认购的话，美联储可能被迫面临着购买美国财政部国债的窘境（这相当于直接印制钞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持有巨额美元资产将面临着巨额的资产损失。美元贬值风险已经凸显了全球流动性转向“对冲贬值”的紧迫性。 世界货币体系的变革往往带来货币的竞争性和集体性贬值，打乱原有体系下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增长和物价的预期，增长波动加大而物价预期（通胀或者通缩）也变得紊乱。1930年代大萧条先是持续的通缩，全球脱离金本位制度后走出通缩、迈向复苏，又是高通胀；1970年代则是高通胀，而石油的供给冲击更加剧了这种趋势，造成持续滞胀。当下全球经济经历了2008年上半年的高通胀之后，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在政府干预之后，通缩预期又转变为通涨预期。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在萧条经济学的旗帜下，今天的世界以生产和供应货币为己任的“超级公司”——政府频频入场干预，提供超级货币，供应经济增长，最终令萧条失踪，通胀降临。 一句话，市场已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单位，政府才是，政府制造的增长连同副产品通货膨胀一齐推向世界。正如1934年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在《大萧条》一书中写到的，“要阻止衰退，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阻止繁荣。”但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喜欢繁荣，群体共谋在今天的混合经济体制下的结果，就是萧条退位或被推迟，全球日益习惯泡沫化生存，病态的通胀而不是萧条成为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