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几年国内一些发展良好的企业，例如苏宁、皇明、忠旺，均是在各自领域勤奋耕耘、长久积累终究成就一番伟业的“老农民”式企业。 与那些拿到风投的钱便忘乎所以、认为做实体没前途的“浮萍”企业比较，老农民的精神在后危机时代似乎更显得难能可贵。 我们姑且把这种勤劳、坚韧的老农民精神在更大的中国文化范畴中找一个相对应的词——小农意识。 诚然，小农意识自有其不利之处，比如目光狭隘、小富即安、缺乏自律、宗派意识等。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其有价值的一面。 小农意识在其形成的前期曾创造过“中国奇迹”，在其发展的中期又将中国引入高水平均衡陷阱，导致中国的衰落。自改革开放以来，小农意识成就了中国企业的大发展、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在未来，它还会成为中国企业与中国经济真正崛起的支点。 “勤劳革命”铸就中国性格 小农经济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所以被称为“勤劳革命”。中国人（包括日本等东亚国家）的人格特质和整个民族的性格，都与勤劳革命有关。 土地施肥浇水、除草除虫、筛选种子、育苗耕种，每个环节都马虎不得。小农经济艰苦的耕作环境下对人力的依赖，形成了农民勤劳、坚韧、努力向上的性格。农民自编的谚语“人骗地一时，地骗人一年”、“只要耕得深，土里出黄金”，正是这种性格的写照。 农民种植水稻，不仅仅需要很多的人力，而且细微的差别也会造成产量上很大的差异。如此一来，农活看起来不是科学，倒像是手工的艺术，每一次生产都是一次创造，都会产生新的生产经验需要积累和传递。 农民只能通过不断的尝试，从每一次的行动体验中寻找那些隐性的耕作知识。只能通过年复一年的经验积累，才能改善耕作，增加产量。加之传统农业体系没有明确的分工，需要农民成为多面手，这就塑造了农民乐于行动、乐于尝试、不断改善的精神，也形成了中国人重视知识和教育的传统。 还有，农民靠天吃饭，要对气候和作物的生长周期了如指掌。农民知道，凭空想象是不可能知道一块地该种什么庄稼的。不到地里实地观察，就不可能知道庄稼的长势是否健康，也不可能知道各种病虫害的情况是否严重。 这就是中国农村流行的“地头力”一词的来源。地头力，指嫩芽拱开田地露出尖尖角的那种看似渺小实则强大的力量，它被形容成头拱地往前走的力量。 地头力是指不靠记忆或经验得来的知识，不受条条框框束缚，不找借口，遇到问题就着手解决。它是一种现场瞬间反应的能力，一种从零开始的思维突破能力，一种对现地、现场、现物、现时找到解决办法的能力。农民身上隐藏着的那股潜在的地头力，弥足珍贵。 所以，地头力，答案在现场，其实中国农民早就是这样做的了。 我们再来看看那些懒惰的西方农民。18世纪的欧洲农民一年中只有10％的时间在田地里干活。冬天，从11月的第一场雪开始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整个村庄基本上都进入冬眠状态。农民有大把无聊的时光，不再工作，任由自己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在修理完一些常用的工具后，这些精力旺盛的人们就开始在床上度日，为了取暖并减少进食，他们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窝在床上不动了。 比起那些体型壮硕、习惯于冬眠的西方“熊瞎子”，瘦小却干练的中国农民却像永动机。 在中国南方，农民的年工作量是西方“熊瞎子”的3倍。农民是不会在冬天睡觉的，他们有忙不完的副业，比如编竹篮、做竹帽、做豆腐、捕蛇、捉昆虫等。 偷懒的智慧和认真踏实的愚笨在此引发了社会的分野。 而后，由于技术的发展，西方实现了农业的机械化，可以通过采用打谷机、混合收割机和拖拉机等农业设备，来提高效率、增加产量。但是中国、日本,农民兜里没钱，买不起这样的设备，如何来提高产量，只能靠勤劳的双手。 和西方的自然条件、耕作方式和农业发展形式不同，中国农民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性格路数，这些遗失的价值和力量，却正是我们整个民族内在的优势。 小农意识曾经创造了中国奇迹 到了近代，中国与欧洲为什么会大分流，经济社会发展出现如此大的差距？ 因为18世纪之前各自核心地区人均占有土地的数量相差太悬殊。中国“地少人多”，只能选择以小农为主的经济结构。当然，小农会在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这有利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也能养活大量的人口，同样能改善生活水平。 历史上，中国人口曾在达到1亿至1.5亿的高峰后下降，而后又在1800年左右上升到近4亿。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32.4%，居世界首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据，它对世界GDP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工业革命后气壮如牛的英国，毕竟1820年的英国在世界GDP的份额还不足6%。 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国奇迹”。 这一模式被同样地少人多的日本所复制，虽然农民的劳作更加辛苦，但是收入也增加了，生活水平得到更为明显的改善。和中国一样，日本也形成了严重依赖人力的生产模式。 在历史长河中为小农意识洗冤 “中国奇迹”之后，中国走向了衰落，为什么衰落，人们开始在民族性格中寻找成因，这样，小农意识被指为罪魁祸首。 但是，这个罪名是不公平的。当时的衰落，是因为中国束缚了创造“中国奇迹”的小农经验，而陷于“高水平均衡陷阱”。 高水平均衡陷阱，指的是因为中国家庭由男嗣传宗接代的文化根深蒂固，鼓励早婚早育，导致人口高出生率和人口的急剧膨胀，进而经济条件恶化。与此同时，耕地面积扩大的可能性又是有限的。人地比例的上升，意味着与资本和资源相比劳动力越来越便宜，以及人均剩余的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小农精神缺乏发挥空间，这就像一个优秀的人，无法超越过往令其大获成功的旧模式，因而无法走向卓越。
而那时的西方则劳动力短缺和资本过剩，引发了工业革命，通过资本与资源密集化的工业化方式实现了“优势转移”，于是才纷纷强大起来。 同样爆发了勤劳革命的日本，在1880年基于利用好人力地的传统，通过吸收西方的技术，形成了“劳动密集型”工业，更加充分地吸收和运用劳动力，而不是依赖机器和资本，使好处可能扩散到更多的人口中，而获得了成功。这也是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所采取的方式。 小农有其劣势的一面，但也有其优势的一面。成败的关键是能不能利用其优势为我所用。 小农意识是成就今天经济高增长的动力之一 中国在改革之前80%的人都是农民，他们只是懂得如何耕田，工业生产所要求的大规模制造的知识和大范围长程交换的契约意识，他们显然一无所知。 但是，即便这样，并且在当时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中，在各种法律制度、治理结构缺失下，中国用短短30年，就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有5亿农民变成了工人、服务员或商人，凭什么？ 1982年，一家叫凯达实业有限公司的玩具厂建成投产时，招收了1000多名18岁左右的女工，她们大多是中学刚毕业的学生。25年之后，她们当中有过半的女工自己开公司当老板，而且都承认与最早在凯达公司打工的阅历有关。 中国经济高增长，中国人自己说这是出口导向模式及其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但西方人怎么看呢？他们归结为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视。显然，对人的重视，它的源头正在于中国小农对于教育和知识的重视。 不仅如此，小农经济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叫“无剥夺的积累”，即是整个社会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候，需要必需的财富积累，这个过程往往牵涉到工业对农业的剥夺、城市对农村的剥夺。对比南非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我们看到，南非大量没有土地的黑人背井离乡，成为产业工人，可是由于没有了土地的保障，为避免“剥夺”，南非的工厂必须支付较高的工资；而在中国，由于农民拥有土地，进城打工可进可退，他们对工资的要求就较低，因此中国工业化的成本比较低，这就避免了移民到达城市之后的贫困化。 横向看，小农意识在他乡开花结果 丰田创始人丰田佐吉专注于“自働化”的发明。他说“人不做机器的看守奴”，不应该只做单纯的动作，而必须把单纯的动作转化为能创造出价值的劳动。“働”是产生附加价值的“动”，是带着智慧的“动”。所以要在“动”字左边加上人字旁，写为“自働化”。自働化的核心是人，而不是机器，是向人要效益，而不是向物要效益。 丰田佐吉说，机器人有许多局限性，它们无法思考，没有感觉。而作业人员了解顾客想要什么，能从顾客的角度思考该如何完成此工作。 为此，十足现代化的丰田却并不像其他著名汽车厂商那样拥有绝对一流的生产设备。多年来，丰田对技术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态度，任何技术的引入都不可与丰田之道有什么冲突。丰田不是通过利用一流的设备、技术，而是通过为员工的知识和智慧留出了空间，来实现更高的效率和质量。 正因为如此，一个看似奇怪的概念“人财”在丰田并不奇怪。人财，即是说人的智慧是财富。丰田非常善于开发和释放员工的智慧，使其所有的员工都不停地追求效率和质量的改善。自1989年以来因员工提出的改善建议而减少的生产成本已达数亿美元，其中仅1997年一年就减少7200万美元。2005年丰田收到日本本土员工的改善建议就超过54万条。丰田成功地将自身打造成为一个会思考的系统。 所以，在丰田，你要问什么是最大的浪费，答案是“人的浪费”。 丰田对人的重视是一种典型的小农精神。正如其经营成功的七条原则之一所直白表述的那样——“农民精神”，它将农民的淳朴、勤劳、积极向上、不惜体力、不辞辛苦、认真好学等特点视为丰田最大的优点。有人说，通用汽车像个商人，而丰田汽车像个农民。 纵向看，无意识传承何时变为有意识开发？ 温情脉脉的小农意识告诉中国企业，应该重视的不是冰冷的机器和技术，而是活生生的人，是人的勤奋、坚韧、向上、乐于行动、勇于尝试、不断改善，重视人的地头力和知识的积累，要尊重员工，开发并释放他们的知识和智慧。应该继承这项传统，建立起一套机制，激活员工重视知识和智慧积累的传统禀赋，并将知识和智慧生产、释放出来，转化为企业的产品价值、客户价值和财富。 中国的优秀企业其实已经在“无意识”中继承了小农意识，比亚迪“将机器变成人”的成本创新就是一个典范。最初比亚迪开始生产电池的时候，一条先进机器生产线就要几千万元，而企业的现金只有350万元，当时既缺资金亦无技术，比亚迪怎么办？王传福认识到，中国的人工成本是最便宜的，没必要采用那些机器流水线。于是，比亚迪自创生产线，将机器还原成中国熙熙攘攘的劳动力市场随便都能抓一把的人。 后来，比亚迪干脆凭借自身技术能力，动手设计制作关键设备，然后把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可以人工完成的工序……用比较简单的人加工具的过程，模拟出了比较低端的机器人概念。这样，相当一部分生产线就变成了手工，而且核心设备也开始逐渐本地化生产，所以比亚迪最大的优势是固定资产投入非常低，折旧成本相应也就非常低。它的折旧成本可能只有3%～4%，而三洋等全自动生产线可能要达到30%～40%。 比如，比亚迪把电池的制造流程分解为很多细节，每组工人只需要做一步很简单的工作，也许只是打磨，也许只是把做好的电池放到检测的机器上……工人无须经过复杂的培训，只要能掌握一两个关键性的技巧便可上岗。最有特点的是在资本不足的劣势下，利用流程改造，把电池制造这一资本密集的产业变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大限度地将技术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劳动力结合，获得了外国竞争对手难以企及的成本优势。 回到人力资源上，比亚迪的解决方案正是一种中国小农的做法。但王传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高明，他这只是无奈之举，是“误打误撞”的结果。他更看重的是人力带来的成本压缩，而不是人力带来的知识和智慧，主要利用的是“无剥夺的积累”的优势，这不可高估，因为小农精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扬。 比亚迪在人力资源上误打误撞的成功，体现了中国企业的共性，即低估了小农的价值。只是被动地利用员工朴素的知识和智慧，没能积极地开发、释放员工的知识和智慧。这是对小农思想没有全面认识而“无意识”传承的结果。 王传福的“无意识”的传承既有功，也有害，害在于对后来者提供导向错误的范例：原来小农精神只需要这样用就行了。其实不然，中国需要完成一个转变——从无意识的传承到积极的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