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于银行来说，应该如何履行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或许，在国内的银行家们眼中，扶贫、救灾、慈善捐款和无息贷款就是全部的答案。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其实银行需要承担的远不止这些。 不久前，在哥本哈根的全球气候峰会上，斐济代表声泪俱下的表述已经足以震撼世人。因为废气排放的不断增加，温室效应越发明显，南北两极冰川加速消融，也许仅仅是2摄氏度的升温，许多类似斐济的太平洋岛国就将彻底从地球版图上消失，只剩下一片汪洋。而全球的气候系统也会因此发生巨变，洪水与旱灾频发，像“卡特里娜”那样的恐怖飓风也将时常光顾沿海各地。 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林远栋与此同时，其他各类废水的任意排放以及固体废料的随意丢弃，也在引发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岂不知一块废旧手机电池可以污染6万公升饮用水或15亩耕地；而造纸、冶炼企业排放的工业废水正是造成一条条“黑河”的元凶...... 这一切灾难的背后，银行却成为推波助澜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它们为高污染的石化、冶金等行业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而在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方面却缺乏考量，以至于此类企业得以快速扩张，增加了排污量，加剧了全球环境的恶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并没有肩负起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 特别是在国内，2009年前11个月，银行体系就投放了天量的8万亿元信贷，其中大部分资金流入国企。按照相关预测，钢铁、水泥、化工、炼油等产业都将因此而陷入产能过剩的境地。当然，过多的生产就意味着过多的排放，仅成品油一项就过剩600万吨，为此，炼油企业向大气多排放3300万吨的温室气体，相当于去年全国排放量的0.5%。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跨国的外资银行们正竭力引导可再生能源、绿色科技方面的融资，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例如渣打银行将在2007年至2012年期间，完成80亿~100亿美元的相关融资。更重要的是，渣打努力将自己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与自身的业务发展紧密结合，打造出独特的竞争优势。在这一点上，渣打的经验更值得国内同行们借鉴。 可持续金融的逻辑 “了解社会、取于社会、用于社会。”渣打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林远栋这样概括渣打银行对品牌的承诺。 众所周知，渣打银行赖以生存的重点在于亚洲、非洲和中东这样的新兴市场。其中某些地区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安全饮水、食物、能源等方面困难重重，甚至影响到渣打在当地的经营活动。 2005年，在三次台风侵袭之后，菲律宾的Rapu Rapu金属矿发生污水泄露，使得饮水系统受到污染，导致“水荒”。而当地居民为此迁怒于渣打，称其没有履行融资方其应尽的社会责任，监督相关工程。结果，导致渣打的品牌形象遭遇重创，失去当地的客户和政府的信任，业绩急速下降。 对此，渣打开始了深刻的检讨。 其实，早在2002年，有前瞻性的国际性大银行已经创建出一套银行的行为指南，指导它们在项目融资中评估和披露环境与社会影响的风险，称为“赤道原则”，渣打银行也是该原则最早缔约的14家银行之一。只是，这一原则，仅适用于1000万美元以上的融资项目，对于植根于新兴市场的渣打来说，大部分项目并不适用于赤道原则。 然而，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也在日益关注银行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这就要求渣打不仅要为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承担责任，也要为可能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小额项目承担责任，稍有不慎，就可能引来人们的口诛笔伐，损害到自身的品牌形象和经济利益。 为此，渣打银行制定出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战略，发起银行间“气候原则”公约，按照国际气候组织准则，将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和风险纳入到商业策略中，在产品研发、资产管理、融资项目等工作中加大环境因素的评估权重。 同时，渣打银行还在董事会下设立一个可持续性和责任委员会，负责监督可持续性战略的推行情况，确保相关目标得以实现。该委员会由一名非执行董事主导，会员包括集团首席执行官和至少另外两名非执行董事，各国的首席执行官负责确定并应对当地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 此外，渣打还有专门的可持续性发展部，负责统一可持续性策略的执行，并与外部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咨询机构合作，使他们也能参与到渣打银行的可持续性战略和进程中。 按照美国企业社会责任领袖大卫·施沃伦的说法，在这样的逻辑下，企业将赢得更多民众、政府以及客户的信任，CSR方面的工作甚至可以成为其开拓市场的利器。 可持续金融的商业实践 对于渣打银行来说，将业务重点放在亚洲、非洲和中东，是为了更多地分享新兴市场高速成长的盛宴。然而，在这些市场中，渣打将不得不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不仅要与根深蒂固的本国银行争夺市场份额，还要与其他同类的跨国银行一较高下。因此，渣打必须拿出具有独特附加值的金融服务，才能确保自己在市场上的一席之地，而可持续金融正是一个不错的抓手。 2005年，韩国新安郡由于供电紧张，急需兴建电厂，如果仿造先例，建立大型火电厂，不仅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排放的废气还会破坏周边著名的生态旅游资源，因此必须采用清洁能源的替代方案。 经过一系列论证，渣打银行发现该地区太阳能资源非常丰富，很适合建立光伏电站，于是，便与当地政府合作，牵头数家本土银行为光伏电站建设发放数百亿韩元的贷款，并提供相关咨询服务。正是在渣打的建议下，电站选址于人际罕至的盐湖之上，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对周边居民和环境的影响。 如今，这个光伏电站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项目之一，年发电量达到3.3万兆瓦，足以满足7200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并且帮助韩国每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4万吨，等于多种植16.8万棵树。与此同时，渣打获得了丰厚的利息收入，尝到了可持续金融带来的甜头。而渣打的企业客户也因此开拓了一个新市场，成为韩国唯一一家成功发展此类项目的公司。 “现在，新安郡太阳能项目已经成为渣打推行可持续战略的最佳范例。” 林远栋说道，这样的案例不仅帮助渣打识别商业机遇，推动转型至低碳经济，赢得民众和政府的信赖，提升品牌美誉度；而且还体现了渣打协助客户拓展自身的价值链的能力，帮助渣打吸引到更多客户的关注。
随着类似成功经验的不断累积，渣打银行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复制可持续金融的业务模式，而中国正是这一战略最佳的实践区。要知道，在这里，面对着地位超然的国有银行，渣打这样的外资银行只有想他们未想，做他们未做，才有可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特别是国内对CSR认识尚浅，市场缺乏相关金融产品的时候，渣打的做法更容易让他赢得更多的认同。 比如，渣打在为国内一家水泥制造企业提供贷款咨询时，该企业对清洁技术的利用还非常落后，并不知晓，可以利用水泥窑的余热废气进行发电，凭借这项在国外已非常成熟的技术，一条日产50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大概每天可利用余热发电21万~24万度，可解决约60％的熟料生产自用电，产品综合能耗下降约18％，每年节约发电标准煤2.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万吨。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还可以根据中欧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将减排量按照每吨十多美元的价格“卖给”欧盟方，每年获得数十万美元的资助。 这一过程中，渣打的角色从简单的放贷者，变成了集放贷、技术支持、模式创新为一身的综合服务提供商。在国内银行市场同质化的今天，渣打这样的定位，更容易另辟蹊径，获得企业客户的青睐。现在，成功案例的示范效应开始显现，越来越多的重污染、高能耗的国企大户登门造访，向渣打寻求多重支持。 正如竞争优势理论的缔造者迈克尔·波特所说：“如果公司能够用他们选择核心业务那样的方法和框架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机会，他们就会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其实并不简单意味着成本、约束或者说是慈善活动的需要，而是企业实现创新和提高竞争优势的潜在机会......这样的思维在未来的竞争中将是决定成败的因素。”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很多国内银行家眼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种问题还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看上去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并无多大关联。这种认识使得社会责任从企业战略中孤立出来，无法发挥协同效应，不能借社会责任为企业增添竞争优势。 当然，凭借资源上的优势，中国的大型银行们仍将在一段时间内领跑全球。不过，随着低碳、环保等多重束缚的不断演化，这种优势必将被弱化，或许像渣打那样，去尝试着到CSR与业务结合的甜蜜点，才是未来真正的出路。 渣打近年的CSR进程 2008和2009年，渣打银行成为“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大会(UNEP-FI)的主席。 2008年，渣打银行签署了气候变化问题企业领导小组波兹南公报。 2008年，G8高峰会前，渣打银行签署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的宣言，加强了金融业对此国际监管架构以及波兹南联合公报的支持，该公报是建立在巴厘公报的基础上，透过国际间法律上相互约束的联合国协议，大大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2008年12月，渣打银行成为“气候组织”所实施的“气候原则”的签署企业。该原则旨在引导金融服务企业为员工、供应商和客户开发专才、产品和服务，从而使他们有所准备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和转型成为低碳经济。并连续第二年入选“气候披露计划”领导指数。 2009年，渣打银行签署了气候变化问题企业领导小组哥本哈根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