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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RCA宣布事情的时候，世界就倾听着。”美国作家鲍勃·约翰斯通（Bob Johnstone）在其《我们在燃烧》（We Were Burning）一书中给予RCA公司如此高的地位。这家公司曾经研发出电视技术，在1939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展出，15年之后又研发出彩电。1968年5月28日，RCA向全世界宣布，未来的电视将会像一张薄饼那样薄，这家公司展示了一台平板液晶（LCD）电视，虽然它仅能显示静态的单色图像。
这次液晶平屏技术的展示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尤其引起了日本须羽精工公司的山崎义男和早川电气公司的和田富雄这两人的关注。这两个化学专家一直在追踪研究未来的显示技术，RCA的这个产品让他们看到了前景。但是“快者未必赢”，虽然RCA公司早早地就开发出了平板液晶显示技术，不过在接下来的技术研发竞赛中，包括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和贝尔实验室等在内，因为种种原因，这项技术在美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不过，日本企业却为此投入了巨额资金，以生产钟表为主业的精工公司在1973年10月生产出了第一块数字LCD手表。一家美国的调查公司曾经做过预测：LCD市场在1995年大约有100亿美元的价值，2001年则是200多亿美元。 如今，在LED（发光二极管）电视时代，看看这些曾经的预测，可能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在如今全球的显示市场上，日本企业无疑是最有竞争力的。正如约翰斯通在其书中所说的：“这一市场的赢家都是战略经营者——即像夏普这样坚持用长远眼光看问题的公司；输者是战术经营者，这包括过去25年来一直参与液晶显示器业务的所有的美国公司。” 《我们在燃烧》一书研究的是日本电子企业的研发史。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美国贝尔实验室开发出晶体管之后，日本人在电子产业如何寻求技术上的突破，如何从美国人的基础性研究出发，投入巨额资金和巨大的精力，迅速大规模产业化的过程。正是在这个产业追赶的过程中，佳能、卡西欧、日立、夏普、施乐等等日本企业逐渐崛起，最终成为世界电子产业巨头。作者有着多年科技报道的经历，曾经跟踪采访了不少难得一见的日本实业家，这些人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把微型照相机、液晶显示屏、半导体激光器、声卡等等这些在美国默默无闻的发明，发展成为数字计算器、数字手表、电子合成器、便携式摄像机、CD播放机等等畅销全球的电子消费产品。作者甚至干脆将日本说成了“由晶体管销售人员组成的国家”。 如今，这些产品有的已经历经多次更新换代而退出了人们的视野，有的却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者追踪这些产品背后的技术研发史，给读者呈现的是一批平常不为人所知的工程师和企业家在多年以前为着梦想而奋斗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日本企业的工程师如何努力争取拿到来自美国的最新技术和产品资料，怎样在研发过程中不断推陈出新，将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融入其中；也能看到这些日本的企业在投资开发未来的战略性产品时的不惜代价的决心和毅力。 看看这些日本电子企业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研发史，总是会让自己在不自觉中与国内的电子企业做个对比。中国的家电企业也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辉煌，在CRT（阴极射线管）显示器时代，众多的中国家电企业凭借着低成本能力（低劳动力成本、低研发成本等等）和对本土市场的熟悉，至少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了局部胜利，压制住了以日本为首的国际家电巨头的扩张步伐，并且开始了跨国收购行动。但是，在接下来的CRT向LCD电视产业升级转变过程中，中国的家电企业却被迅速甩开，因为关键技术和上游产品仍然掌握在跨国企业手中，中国企业在产品更新换代上明显跟不上别人的步伐，于是整个产业的士气大为挫伤。如今，在政府扶持下，投入巨额资金，中国已经有多条液晶面板生产线，但是最为先进的显示技术，仍然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这是一种令人有些气馁但却无可奈何的局面。仔细研究一下那些跨国企业的研发历史，看看人家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的研发道路，你不得不承认：天下之事，有其果必有其因。 为什么日本企业能够如此快地获得来自美国的先进技术？这其中也有其历史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政策是让日本重新站立起来，其中的重要措施就是技术转让，日本企业依次获得了他们想要的技术。在技术转让的机构中，贝尔实验室、RCA等等企业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技术转让体系，有专门的部门和员工负责。根据本书作者在书中援引的数据，“到1960年，日本是RCA进行技术转让的首要市场，其转让收入的80%来自日本，至少82家日本企业从RCA那里获得了专利转让，其中大部分专利与电视有关。”这种转让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到1985年12月通用电气收购长期以来处于破产边缘的RCA时，其研究开发中心只有“可笑的一美元的研发费”。 长期的技术转让将RCA这样的企业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和能力迅速传递给日本企业。令美国人意想不到的是，日本人竟然有如此强的学习能力，其企业成长速度竟然如此之快。 回头来看看中国企业的机会。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的是另外一个机会：全球产业重组和外包的兴起。在这个机会中，低成本成为中国企业一个重要的竞争力，当然，跨国公司之所以要外包，其根本目的也是要降低成本，有着高价值潜力的研发技术，肯定不会外包到中国。由此看来，一味地抱怨中国企业研发能力低下，不能掌控产业链上的高价值环节，似乎也不是那么公平。 不过，有机会总比没机会好。在30多年的成长过程中，中国企业逐渐学会了如何应对跨国企业的竞争，在某些行业已经开始走在全球产业的前沿。也许，向更高端的产业链迈进，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但毕竟中国企业如今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 因此，《我们在燃烧》一书中所讲述的日本电子企业的研发史，仍然对于中国企业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首先是日本人的学习态度。“美国人总是把自己当作老师，日本人总是把自己当作学生。”那么中国人呢？当然我们也有着很强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但是如今我们在产业尖端领域的突破似乎并不多。最近的一种社会心态不知是否与此有关。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都在反思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机制和消费文化，因为种种原因受冲击较小的中国貌似承担起了“拯救全球”的责任，于是就有人觉得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非常优秀，似乎已经不需要再向别人学习什么了。 这是一种非常可笑的心态。如今我们除了向全球输出价格低廉的“中国制造”之外，似乎还不能输出“价值观”，我们也没有RCA那样的可以持续30年不断转让技术的企业。《我们在燃烧》一书的英文书名为We Were Burning，Burning（“燃烧”）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奋勇前进的激情和孤注一掷的勇气，曾经“燃烧”过的日本电子企业如今依然牢牢地控制着产业制高点，而中国的企业似乎还没有到“燃烧”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