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康有为的发迹史上，翁同龢是一个关键人物。康有为对翁同龢的知遇之恩不仅感激涕零，而且对其高度评价，广为传播。其中，胶州湾事件后，翁同龢礼贤下士，于寒冬某日凌晨，屈尊到“圣人居”——南海会馆，登门挽留他在京城发动变法的精彩故事，至今还在为世人津津乐道。事实果真如此吗？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别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世称“南海先生”。康有为有“康圣人”之称。据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在《康南海先生传》中披露，康有为“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全人’也”。也就是说，少年康有为张口“圣人长”、闭口“圣人短”。因为他“少有创立新教，取孔子而代之志”，于是，“圣人”二字时常挂在他的嘴边，所以，乡下的小伙伴就给他起了个“康圣人”的绰号。 但是，康有为并不满足于做“圣人”，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惊世骇俗、寓义颇深的别号“长素”。“长素”，就是长于素王、凌驾于素王。素王即不用加冕的民间帝王，是当年人们对万事师表孔子的尊称。“长素”别号，将康有为的自恋心理暴露无遗：他不仅自视为圣人，而且认为自己比圣人还要神圣。 同时，康有为还给他的得意弟子们一一赐予不同凡响的别号。 |www.aihuau.com|49陈千秋，别号“超回”，即才华超过颜回之意。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孔子曾评价他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梁启超，别号“轶赐”。轶，即超车；“轶赐”，即梁启超要超过子贡。子贡，端木赐，赐乃其名，子贡是其字。他也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儒商之鼻祖。 麦孟华，别号“驾孟”，即凌驾于亚圣孟子头上之意。 曹泰，号“越伋”，含有超越子思之意。孔伋，即子思，孔子之孙，孟子的祖师爷。 韩文举，别号“乘参”，隐含“把孔子弟子曾参当马骑也”。 康有为的狂妄，受到了许多人的抨击。章太炎毫不客气地指出：“梁卓如等昌言孔教，余（即太炎）甚非之，或言康有为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5）“麟（即太炎）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仲华亦假馆沪上，每有议论，常与康学牴牾，惜其才气太弱，学识未富，失据败绩，时亦有之。卓如门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诋以狗曲，面斥之云狗狗。麟虽未遭謑询，亦不远于辕固之遇黄生。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6） 隋朝开创了科举取士制度之后，日积月累，相沿成习，逐渐形成了许多“潜规则”。科举考试中，乡试主考官被称做“房师”，会试主考官被称为“座师”。任何考中进士的人，都要尊称会试主考官为自己的“座师”。“座师”对于自己恩重如山，因此，学子考中之后要上门跪拜，以表感激之情。但是，康有为却不吃这一套。《近代佚闻》记载了康有为不礼座师的故事：康有为，字长素，名字皆夸诞。康曾密遣党徒赴长江一带组“富有”“贵为”两会，隐有帝王之志；其后折节为保皇党魁，殆非始料所及也。……康未应试前文采奔放，名噪甚。清代主考皆欲罗致知名之士为荣，盖喜其易于腾达也。中试者必谒座主，呼为受知师，终其身弗改。康既脱颖而出，房官喜而不寐。康久不拜，房官惑之，遣人将意，康大言曰：“吾以学力获隽，渠不过为朝廷甄拔真才耳，宁以是沽恩耶？”唾而不顾。来者婉言至再，康曰：“必欲吾往，须依吾条件：第一，不下拜；第二，称谓不以师生。”来者返命，房师恚曰：“吾正欲为之师耳。彼不肯承，来亦奚益？”其人又持以告康，执不可，房官遂听之。无何，康以言论获咎，欲央人缓颊，环顾无可恃者。大吏派员究其事，其人系房官挚友。康不获己，肃衣冠往拜，执弟子礼甚恭；房官善款之，且为转圜，然心窃鄙之，二人过从殊简。如果说，这则逸事多少反映出他敢作敢为、不甘落俗的鲜明性格，那么，傅国涌在《康有为要孙中山拜师才结交》中所讲的逸事，则折射出了他的自高自大、好为人师的乖戾心理：最初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讲学，号“长兴学舍”，喜欢读西方译本，凡是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书报都尽量购取。后移到广府学宫，改名“万木草堂”，和双门底圣教书楼近在咫尺。……当时（即1893年）孙中山在那里挂牌行医，因为康有为常到书楼来买书，知道他有志于西学，想和他结交，就托人转达此意。康有为的回答是：“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中山认为康妄自尊大，就此作罢。（7）数年后，康梁、王（照）、徐（勤）等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逃亡东京，孙中山正好也在那里，曾三番五次地约见康有为，康有为都是避而不见。（8）同样，翁同龢也是一个心直口快、喜怒于色者。他“好延揽”“广结纳”，但功利心很强，“必求为己用”“不能容异己”（9）。他是两朝帝师，长期担任各部尚书、军机大臣，养成了骄横跋扈、固执己见的作派。同僚议政，如有不合，便怫然不悦，争吵不休。在争吵之后，“常常入报帝，必伸己意”（10），借光绪皇帝压制、打击政见不同者，与许多好友反目成仇。他与军机大臣李鸿藻、沈桂芬、阎敬铭、潘祖荫、孙毓汶、徐用仪等人的关系，大都如此。1894年，荣禄曾给鹿传霖（1836—1910，字润万，号迂叟。河北定兴人。时任陕西巡抚兼摄西安将军）写过一个便条：常熟奸狡成性，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南（即孙毓汶），与合肥（即李鸿章）可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常熟则仍做伪君子。刻与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11）有一个例子，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翁同龢的为人。翁同龢的书法，在同（治）光（绪）年间时，堪称冠绝一时。在北京，登门索请书法者络绎不绝，让翁同龢招架不住，苦不堪言。据传，有一日，一个落魄京官又拿了一把团扇，上门求书。翁同龢心里老大不愿意，但碍于情面，又不好开口拒绝。于是，就请他放下团扇，写好后派人给他送去。这个京官走后，翁同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抓起毛笔，刷刷几下，写好后，就吩咐佣人给那位京官送去。京官接到团扇，定神一看，上面书写着“山穷水尽”四个大字，不觉满面羞红，直冒冷汗。从此，他再也不好意思上门索字，连其他想借翁字为荣者，也都裹足不前了。《蜷庐随笔》里说翁同龢好客，客至无不接见。但他的世交好友潘祖荫却不以为然：“叔平（翁同龢，字叔平）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亦愚不可及。……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江苏方言：阴谋），将来必以巧妙败。”
同僚之中，基本都被他得罪遍了，很少有几个知心朋友。甚至在光绪皇帝面前，他的言行有时也不知收敛。1898年4月，一天，在讨论俄国公使巴甫罗夫觐见皇上礼仪问题时，光绪“著上纳陛亲递国电”，翁同龢则不以为然，反对说：“此次该使并无格外请索，似不必加礼”，光绪“不谓然，谓此等小节，何妨先允，若待请而允，便后著矣，并有欲尽用西礼之语”。又谈到德国亲王觐见礼仪，光绪讲了自己的打算。翁同龢提出“优待极矣，然有窒碍”，并申述了五点理由。光绪“皆驳之，并盛怒责刚毅，谓尔总不以为然，试问尔条陈者能行乎？否乎”？光绪十分不快，逐条反驳翁同龢，但他不便让师傅脸面上太难堪，于是，敲山震虎，找了一个由头，对刚毅指桑骂槐，批评了一番。锣鼓听声，说话听音，翁同龢岂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颇为内疚地写道：“知圣意焦劳，臣等因循，一事不为办，为可愧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