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通信企业首遭印度反倾销诉讼，给中兴、华为提了个大大的醒：停止双方在海外的对垒血杀，默契协作，或是抵御下一轮可能遭受反倾销诉讼的良方 文 本刊记者 马丽 2009年12月8日，印度海关对原产于中国的同步数字传输设备（SDH）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税率以产品进口价格（CIF）计算，其中对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海贝尔”）征收的反倾销税为29%，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华为”）为50%，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兴”）和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烽火通信”）更被课以236%的重税。 这意味着反倾销再也不是只落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头上的大棒，在今后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如何应对反倾销成为中兴、华为面临的新难题。对于以价格优势在全球攻城略地又经常陷入“对垒血杀”的他们来说，反倾销发出了一个警告：老路可能行不通了。 通信企业新难题 因为印度公司TejasNetworks投诉中国出口企业有压价行为，印度反倾销暨联合税总署在2009年4月21日开始对原产于中国的同步数字传输设备SDH进行反倾销调查，调查期为8个月。到9月份，印度调查当局作出肯定性初裁，认定中国企业存在倾销行为，对中国企业采取临时反倾销税措施，相关税率从12月8日征收。 按照印方确定的税率，中国通信企业出口印度市场的SDH设备，成本和价格将至少提高近30%，其中华为的成本增加了50%，中兴成本增加了2.36倍。“这个价格我们可以直接不用卖了。”中兴高管向《法人》记者如此表达其对反倾销后果的担忧。 从实质损害上来说，本次反倾销对中国厂商的影响其实不大。据印度商工部统计，2009年4～9月，印度从中国进口的SDH产品价值为2.43亿美元，占中国厂商出口印度份额的比例不高。其中中兴、烽火通信最近两年出口额均在200万元美元左右，华为的出口额据业内人士估计近千万美元，数值虽大，但是与其2008年17亿美元的印度销售总额相比也微不足道。 印度此案的真正威胁在于其释放出来的信号。著名反倾销实务专家、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主任律师贾红卫向《法人》记者表示，该案与以往案件不同，印度首次将反倾销对象指向了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将反倾销措施对准高新技术企业在全球来说都很少见。一般而言，反倾销是各国用来对付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惯用措施，知识产权、技术壁垒才是限制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常用手段。该案意味着，惯常落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头上的反倾销大棒，也会落在华为、中兴这些高科技型企业头上。 中兴法务部人士向《法人》记者透露，反倾销对他们来说确实是新型案件，加上印度反倾销案件影响大、标的高，他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倾销，我们在印度的产品是赚钱的，而且很赚钱，但是印度非说你是倾销。”上述中兴人士认为，这是政治因素导致的企业法律经营的问题。 近年来，借助印度电信网络升级改造之机，中兴、华为以价格优势不断攻城略地，到2008年两家公司在印度的销售额均已超过10亿美元，合计拿下了印度电信设备市场份额的1/3。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一直将中国当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对手，中兴、华为在印度的扩张显然让印度感到了压力。 贾红卫指出，政治关系在反倾销案件过程中会有影响，但是应诉企业还是要侧重应对案件，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案件，只有把案件做好后，政治因素才可能会发生某种影响。而且人家是用合法的规则来保护本国产业，你只能用规则来迎战。 华为中兴对垒被利用 让人关注的是，印度对中兴、华为认定的倾销幅度差别巨大，前者为236%，后者为50%，华为的应诉结果明显好于中兴。二者都没有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且同属深圳企业，在劳动力成本和管理水平上又基本相当，但税率相差如此之大，奥妙何在？ 根据案卷资料显示的信息，印度调查机构认为中兴没有配合或者较好地配合调查工作，而华为配合得很好。调查机构要求应诉企业提供相关资料配合调查，中兴对部分资料以涉及重要商业秘密为由没有提供公开版本，只提供了保密版本，而对于同样性质的资料华为提供了公开版本。 作为应诉企业中最重要的两家，中兴和华为之间显然没有默契配合，而这一点恰好被国外调查机构所利用，对包括中兴在内的中国厂商认定较高的倾销幅度。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兴、华为之间存在紧张的竞争关系。 中兴、华为之间的价格战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亚、非、拉美都是双方血拼的战场。曾经一位从国外归来的中兴人这样描述中兴、华为的关系：“打的一塌糊涂，从价格战已经升级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现在外国运营商都学聪明了，每逢招标就叫上华为、中兴，作为压价的棋子。” 印度已经成为华为、中兴的海外第一大市场，这也是全球通信企业竞争最激烈的市场。2010年印度3G市场正式启动，推迟一年多的3G牌照确定于2010年1月24日招标，能否进入印度3G市场建设关乎中兴、华为在印度的战略利益。业内人士分析，印度官方此次征收临时反倾销税反映出来的态度，对中兴、华为的最大影响就在于2010年的3G招标。 印度本土设备供应商没有竞争优势，欧美价格又过高，中兴、华为是主要竞争对手。如果中兴、华为再次发挥价格战的“血杀”精神，或者可以中标，但是中标之后就要随时面临反倾销大棒威胁。 多年来，中兴、华为的血拼不仅伤了自己，也影响到国家的产业利益。消息人士透露，商务部以及深圳贸工部已经与各厂商密切沟通，酝酿统一措施以应对，其中重要工作就是协调中兴、华为的关系。 启示 根据印度反倾销法，终裁一般应于初裁作出之日起150日内确定，整个反倾销调查自立案之日起一般不应超过1年。也就是说印度对中国产SDH的反倾销终裁裁决将于2010年2月份作出，在此之前，中兴、华为还有转机。 贾红卫告诉《法人》记者，初裁之后调查机构会到应诉企业进行实地核查，验证调查对象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如能通过核查，涉案企业有望借此获得转机。但是他也指出，初裁把案件的走势基本确定下来，终裁存在调整的可能，但是几率很小。 不管怎么说，这是中国通信企业遭遇的头一遭反倾销诉讼，即使终裁维持初裁结果，也是能接受的，至少中国通信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有了应诉反倾销的意识和经验。 本案凸显的核心问题还是中国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应诉企业无一争取到市场经济地位，印方以美国作为标准计算中国SDH正常价值，结果认定中国企业存在倾销，这无疑抹杀了中国廉价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所以会出现中兴这样“赚很多钱”还被认定倾销幅度高达236%的情况。
贾红卫告诉《法人》记者，一直以来，印度都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也是应对印度反倾销诉讼的硬伤。但是2002年以后，印方调整反倾销政策，规定“如果非市场经济国家或者上述国家的有关企业提出异议，并向反倾销局局长提供信息和证据表明该国是市场经济国家，那么反倾销局局长需按照市场经济标准进行个案评估”，并为此明确了市场经济地位的4条标准。 因此，应诉企业应在专业律师的指导下，严格以印方规定的市场经济地位4条标准为基础，向调查机关提交详尽的书面评论意见及充分的证据，以争取获得调查机关对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的确认，从而使整个反倾销调查向有利于应诉企业的方向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应诉企业胜诉的前提是企业没有倾销。如果企业确实存在倾销行为，再高明的应诉技巧也是枉费。中兴、华为已经具有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价格优势，如果双方还要坚持不懈地打价格战，把价格拉低至成本线下，反倾销大棒必然一打一个准。 对中兴、华为来说，反倾销或许是一个停止海外内耗的契机。在终裁裁决下来前的最后两个月里，二者如能默契配合印度调查机关的实地核查，初裁结果被改写也不是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