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人往高处走，钱往利处流。 大陆之于台湾，曾经是余光中诗中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最终停落在罗大佑的《美丽岛》中，歌手柔肠低回地唱道:沧海遗珠啊，目光何烈如炬，故土梦里追，归乡共飘泊去…… 时光流转，普通民众在悲情与激昂中日益看清楚，民生的考量在两岸的政治图谱中究竟占有几分位置。 未来，台湾经济的发展要把大陆列为腹地。 如今，台商投资大陆蔚为壮观，回过头来看，人为造成的阻滞终究挡不住经济上的相互需要，尽管阻隔依然存在。 台商几度沉浮，其实正是两岸经贸数十年融合的缩影。 解除“戒严”前后 1984年，台商叶宏灯第一次来到北京，他从北京的机场下飞机，沿途所看到的景象是一片萧条，连片绿叶子都没有，这似乎印证了岛上的宣传，“大陆同胞穷得连树叶都吃掉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明白，这是北方大陆性气候里正常的落叶。 同年，台商黄益建从北京一路考察到福州后，经过慎重评估，他做了一个决定:在福州投资。而这在当时两岸紧张的局势下，可是一个冒险的决定。 他投资120万美元，建了一个服装厂，并在福州中心地段八一七路买了一块地。1986年，黄益建向当地工商部门申请了营业执照。领证那天，工作人员告诉他，他这本证件是福州市台资企业001号，意味着他的闽台行成为大陆第一家台商独资企业。 对于这个第一，黄益建感到有点郁闷，那时已有一些台商到大陆投资，都不敢去申请执照，这个“第一”，在当时可不见得是好事。 那时，由于台湾岛内生产经营成本逐步攀升，岛内制造业生存环境日趋恶化，使不少台商前往大陆寻觅商机。台商能够正式“试水”大陆，缘于1987年台湾当局解除“戒严”。 1987年3月中，农历春节刚过不久，家家户户团圆度岁的气氛还未散去，蒋经国在办公室内和一位亲信幕僚谈话时，忽然问到，唐诗有首描写离家很久的人回乡时心情的诗，你该记得。 幕僚答复，头两句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蒋经国接着说:“这正是现在荣民老兵们的心情，你们去好好研究，尽快实施正式开放大陆探亲的办法。” “行政院”依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通过“复兴基地居民赴大陆沦陷区探亲办法”，随即并宣布自同年11月2日开始实施，委托红十字会总会着手办理。 事实比想象更为热烈，红十字总会准备了1万份的申请登记表，3天之内就被领光。而在当年年底之前，启程前来大陆的民众已经超过3万人。
台商开始光明正大地登上台面。投石问路的多是中小型企业。 1988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进一步促成了台商投资大陆的第一波浪潮。在当时许多台商把大陆沿海地区作为加工出口基地，以台湾接单——大陆生产——香港转口——海外销售的模式，大量转移岛内以轻纺为代表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在当时的台商们中间，流行着这样一个词——“打带跑”。打带跑原本是棒球运动中的一项专业术语，意思就是击球的同时运动员也要跑垒。 这是一些台商早期投资大陆的经营理念，意思就是在大陆投资的同时，也要做好随时抽身离开的准备。 缺乏认同感、顾虑重重，是早期台商投资大陆的真实写照。虽然投资大陆，拥有相对低廉劳动力成本和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优势，可是改革开放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大陆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在台商们看来还只是个未知数。 从东莞到苏州 1993年，东莞台商杨永安驱车从广州到东莞到后街，路上开了四个半小时。路况很差，他坐在车上就跟骑马一样。然后，他从后街到深圳，路上又是四个半小时。基础设施的落后，让他直呼受不了。 在当时，广东东莞还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农业县，一切都才刚刚起步。如今电子工厂聚集的石碣镇还是一个小岛，镇里的人车进出都要靠船运。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东莞一步步成为台商云集的淘金之地。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为港澳台资企业投资营造了良好的软环境。 邓小平的一席话带给台商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影响。叶宏灯回忆，“由于根深蒂固的对峙观念，台商不可能把自己的家当投注到一个非常不放心的地方，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更坚定了开放，大家才一窝蜂地全部进来”。 在台商们看来，当时最靠近香港的深圳经过十多年的急速发展，地价和工资早已水涨船高，这让劳力密集型产业的台资企业很难承受。位于深圳、广州之间，经济刚刚起步的东莞，就成了台商们的首选目标。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正式推出。这一决策使台商在南下珠三角之后又开始涌现北上长三角的热潮。1993年，作为第一家到苏州新区投资建厂的台湾地区计算机厂商，李锟耀从上海到苏州用了三个半小时。“那时候可以看到更多的是农田和庄稼。”李锟耀回忆说。 现在，沿着沪宁高速公路开车从上海到苏州只要一个小时就够了。 此前，刚从瑞士洛桑IMD管理学院学成回台并接掌明基的李锟耀，决定在内地设立明基的生产基地。 当时，大陆吸引外资最集中的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深圳等华南地区，李焜耀看了一眼就将其排除了，理由很简单:早期工业地带，产业规划缺乏整体性和规范性，工厂杂乱无章，管理人员经验不足，城市规划和市政建设比较混乱。李焜耀将目光移向了正在轰轰烈烈搞建设的未来中国经济重心——上海。 李焜耀去上海招商局谈投资意向，负责接待的人是复旦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大学生。李焜耀很奇怪:“你为什么不搞专业，却改行招商？”此人回答说，他的同学差不多都转行了，很少有人在写电脑程序，因为进房地产这样的企业更赚钱。 李焜耀由此知道:在上海工作的人，商业意识太浓，他们向往外面的世界，不会埋头于自己的专业。如果在上海设厂，辛辛苦苦培养一个工程师，可能两个月后就会跳槽到房地产行业去了。 李焜耀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商业大都市并不适合制造业建厂发展，制造业应以商业大都市为中心，布局在其周边100公里左右的卫星城。苏州恰恰符合李锟耀所说的设厂原则。“苏州是一座古城，给我很宁静的感觉”，李锟耀一踏上苏州的土地，就喜欢上了这个有着2500年古老石板街的城市。 把明基的生产厂设到苏州，在作出这个决定以后，李锟耀便开始积极说服明基的配套厂来苏州投资，“我带了好几拨配套厂商到苏州来考察，但是最终决定留下来的不到三成”，“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我都用上了”。 直到五六年之后，明基所有的配套厂商才全部集中到了苏州，也是在这段时间内，很多台商缩小了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规模，转而大规模进军内地市场。 2003年2月12日，投资大陆的各地台商协会负责人春节联谊活动在澎湖结束，100多名台商座谈后预计，如果5年内还不实现“三通”，台商将会因成本负担过重而丧失竞争优势，不少台资企业会倒闭。同年，一个倒闭台商陈彬的《上海商机》问世，这是一年半时间里他出版的第四本书。 陈彬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经济系。在上海开过不锈钢厂、面包厂、餐厅、快餐店、火锅店等，因经营不善，这些店逐一倒闭。十多年搏击商海的失败者干脆躲进书斋，拿笔写书。 当时台湾正在“大选”，书店里畅销的全是政治人物的书。他的书一直被冷落，连上架机会都没有，机缘巧合，他上了李敖的“秘密书房”节目，在节目中他告诉人们该如何在大陆避免失败，还大骂一些台商热衷在大陆包“二奶”，李敖听了哈哈大笑。节目一播出，陈彬的书很快卖光。 第二本书《移民上海》出版时恰逢台湾股票大跌，岛内经济下滑，很多人想移民，陈彬的书再次意外走红。后来他写的《我的上海经验》再版达28次之多。 从最早登陆的地方广东珠三角以及与台湾一水之隔的福建东南沿海，近30年的时间，台商在大陆发展经历了北上、西进，他们的足迹与大陆的改革开放紧密相连。距离上海不到一小时车程的江苏省昆山市，甚至获得了“小台北”的称号。 不动声色，不容置疑 事实上，没有哪个地区像台海两岸这样存在着政治对峙但民间交流频繁且愈渐紧密的矛盾。这种巨大的张力，充分体现在台湾人的思想中。对应着海峡这边的，是两岸经贸交往数据逐年不动声色的攀升和一种不容置疑的眼神。 2001年9月4日，一个80多岁高龄的小学毕业生发表长达4万多字的文章，严厉批评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戒急用忍”政策的禁锢下，台湾等于自我束缚和冻结，就像一潭死水，业界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 这个小学毕业生就是被誉为台湾“经营之神”的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 随着台塑集团规模的迅速扩大，岛内早已不能满足需要，用王永庆的话说:“弹丸之地，已经难以容下石化王国”。可是，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台湾当局死守“戒急用忍”，石化产业也在禁止投资大陆之列。 从第一拨以轻纺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到第二拨以石化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第三拨以电子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可以说，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活动历程，不仅密切了两岸的联系，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发展，同时它也成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中最具活力的因素。 2002年，大陆市场芯片销售总额为1100亿元，增长23.6％，而且大陆IC产业还处在萌芽期。这一年，全球半导体帝国台积电老总、台湾“IC教父”张忠谋曾向陈水扁提出，开放8英寸芯片登陆，而岛内重点发展12英寸产品。 不过，台湾当局却认为，芯片产业代表着台湾经济的最后一根命脉，不让台积电来大陆投资，可以阻滞大陆芯片业的发展。 在当局的敏感神经下，2002年1月，张忠谋扬帆西渡，到南京、上海等地考察。由于害怕台当局派人监控，张忠谋曾在高速公路上数次换车。同年5月，台积电在上海与松江科技园区秘密签订投资意向书，台积电投入近10亿美元。 张忠谋所代表的两岸的经贸趋势，一是投资由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转向芯片和液晶等高科技产业；二是投资逐步向大型化发展，包括数千万美元甚至数亿美元的投资项目，最终台湾上市公司有一半以上在大陆投资，在台湾形成“大陆概念股”。 而这些台商的跌宕人生，也成为一个时代的注脚，一个社会的倒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