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投资率 怎样看待中国的高投资率
利用中国高储蓄的有利条件扩大投资，大力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发展，最终是有利于中国消费的发展和宏观经济平衡实现的 从1978年至今，中国投资率平均为37.3%，到2007年更是高达45%以上，总体上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判断投资率高低的标准十分关键，不能离开储蓄率水平去单独判断投资率的变化。从我国的储蓄情况及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规律比较来看，我国现在的高投资率是有高储蓄率作为基础的，是符合一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投资率趋于上升的一般变化规律的。 怎样判断投资率的高低 （一）储蓄率是判断投资率高低的基本标准 一国投资率的高低不能简单地围绕投资率本身的同比或者环比来判断，也不能简单地用国际平均水平去比较，而应结合本国的国情特点，以储蓄率为参考。宏观经济均衡的条件是“储蓄=投资”。一国经济有多高的投资率，取决于它有多高的储蓄率。如果没有储蓄率的支撑，再低的投资率也是不可取的；相反，如果有储蓄率作为支持，再高的投资率也不可怕。 一般来说，一国的投资规模基本上由其国内的储蓄规模决定，但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及当今世界经济的开放性特征，一国的投资规模又不是完全决定于本国的储蓄规模，它可能利用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使自身的投资规模与自身的储蓄水平出现阶段性偏离。有的时期，投资率可能大于其自身的储蓄率，出现对外负债引进外来储蓄补充国内投资所需的情形；而有的时期，投资率可能小于其自身的储蓄率，出现对外资本输出，把自身的储蓄资源借给他国使用的情形。 在一国工业化城市化尚未成熟的时期，是投资率相对较高、国内储蓄水平不足以供应投资所需的时期，这时一般靠对外负债引进资本，补充国内储蓄，加快现代化进程。而当经济进入工业化城市化成熟时期后，国内投资效率低于资本输出效率，此时国内的储蓄往往倾向于借给别国使用，一国资本对外输出。因此，当今世界，总体上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发展中国家经常通过引进国外储蓄来加快国内发展。 但是，由于对外负债总是以偿债能力为前提，对外引进储蓄的规模不能脱离一国的偿债能力，发展中国家必须使自身的对外负债水平处在安全范围之内。因此，从根本上说，一国的投资主要取决于国内储蓄。国内储蓄是本国居民为了未来福利而愿意放弃的即期消费，因而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向投资转化的倾向性。在本国居民储蓄规模范围内进行投资，不会因国际金融市场状况变化而引发债务危机，有利于保持本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也可以避免经济金融主权的丧失，有利于维护本国经济金融的独立性和安全性。 当然，为了加快自身的发展，在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撑投资的增长时，一国也可以考虑适度借债来满足国内投资的需要，但是，运用外债的规模要控制在自身的偿还能力之内。因此，储蓄率就成了决定和判断投资率高低及合理与否的根本标准。 （二）对1993年以前和以后我国投资率问题的新判断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一国投资率的高低，只能依据自身的储蓄率来确定，只要没有超过国内的储蓄率，再高的投资率也是安全的；相反，如果超过了储蓄率水平，投资率再低也不一定安全。 从这个角度审视我国投资率的历史变化，就会发现1993年之前我国确实存在投资率过高的现象，虽然没有超出我国经济的对外负债能力，但国民经济经常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控制投资率和对外负债水平的问题。1978-1993年我国储蓄率基本维持在30%左右，而投资率基本维持在30%－45%的水平上运行，所以那时宏观调控的主要课题是如何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防止投资过分超出储蓄率进而出现过度负债的问题。 但是，1993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我国储蓄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为我国投资率的提升准备了条件。1992年我国储蓄率只有35%左右，2007年我国储蓄率上升到51%。同期，我国的投资率也由36.6%上升到42.1%，但与储蓄率的上升速度相比，我国的投资率上升不及储蓄率的上升，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缺口从1992年的5.5个百分点扩大到2007年的8.9个百分点。针对这种储蓄率与投资率缺口持续扩大的趋势，基于储蓄率的判断标准，1993年以来我国的投资率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三）我国高投资率的变化趋势符合一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投资率演变的基本规律 从不同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与投资演变规律来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的上升，及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上升，不同收入国家的投资率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过程。 以最具代表性的中等收入国家为例，19602000年是其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高度提升的一个阶段，平均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60年的76%上升到2000年的90%。同期投资率从1960年的20%攀升到1980年的27%，随后逐渐下降，至2000年达到最低点25%，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如表2）。在对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调查中同样发现类似的规律（如表1、表3）。如低收入国家1960-1980年投资率从19%上升到31%，随后开始下降，1990－2000年，投资率从31%下降至23%；高收入国家1960－1980年投资率从21%上升到24%，随后又下降到2000年的22%。 从人均收入水平衡量，我国当前处于中低等收入国家，从低收入国家转向中下等收入国家，我国的投资率不断上升，到目前为止符合投资率演变的倒U型规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投资率增幅还低于其他国家从低收入水平转向中下等收入水平投资率的平均增幅。1996年我国人均GDP约为680美元，按世界银行当年的收入分组标准，中国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19962004年，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后我国的投资率年平均为39.1%，改革开放至1995年的低收入阶段我国投资率年平均为35.9%，也就是说由低收入国家转向下中等收入国家投资率整体提高了3.2个百分点。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2004年投资率水平，全部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投资率为22%，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投资率为31%，这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由低收入阶段转变为下中等收入阶段，投资率平均提高9个百分点，自1990年以来这一差距一直不低于4个百分点。因此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的演变，我国投资率上升速度远低于经历同一转变过程的其他国家的整体水平，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是宏观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 从2001年开始，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处于失衡状态，集中的表现即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到2007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3718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735亿美元，国际收支顺差达4453亿美元，是2001年的8.5倍。双顺差导致了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外汇占款形成的货币供给过多，流动性过剩。这种过剩反映到实体经济和资产市场，就出现了通货膨胀和资产市场泡沫增加。到2007年末，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达到4.8%，11月份达到6.9%，远远高于2005年的1.8%。2007年末，上证指数已超过5000点；房地产市场价格急剧上升，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2%，北京商品房价格上涨甚至超过40%，远高于同期居民收入的上涨幅度12.3%。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在于双顺差，而在于国内经济中投资与储蓄的失衡。“双顺差”固然是我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对外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但从本质上讲，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核心问题“储蓄大于投资”的反映与体现。根据S－I＝X－M，即CA＝S－I（用经常账户余额CA代替贸易账户余额），经常账户余额实际反映了一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当S<I，即本国储蓄不足以支持本国投资时，可以通过产生经常账户赤字即CA<0的方法来满足投资需求；当S>I，即本国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时，由于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存在，国内储蓄的消化可以通过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出来实现，借助国内资源的溢出效应来平衡国内过剩的储蓄。 我国当前大量的贸易和资本项目顺差，正是由于我国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过多的储蓄没有全部转化为投资的结果。因此，投资长期低于储蓄才是我国双顺差的来源，也是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深层的根本的原因。 国内投资与储蓄的失衡不仅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而且造成了国民福利的极大损失，也是对我国宝贵储蓄资源的闲置。储蓄的溢出效应实质上是用国内实际的资源换回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而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之下，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内在地具有贬值的趋势。 以黄金和原油为基准，根据美元价格变化估算，2000－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累计损失分别高达12.61亿盎司黄金或156.2亿桶原油，相当于2007年末外汇储备余额的3/4。另外，巨额外汇储备有些是用我们从地底下挖出来的资源换来的，有些是用高昂的污染排放换来的。如果外汇储备不能有效地换回国内更需要的资源和技术，那么储蓄闲置的损失不仅表现为资源上的让渡，而且表现为环境成本的增加，最终是国民福利的损失。 从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势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宏观经济短期均衡，还是我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政策都必须立足于我国目前投资与储蓄严重失衡的现实，通过标本兼治的办法去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 （一）扩大投资规模 从我国宏观经济的均衡来看，由于过低消费而带来的高储蓄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最大前提，在消费无法简单提升，储蓄难以大幅下降的客观条件下，宏观经济平衡必须通过投资与出口来平衡。2000年以来，我国主要依靠出口平衡，中国经济也因此走上了出口依赖型的道路。这条道路把我国带入了外贸顺差过大、外汇储备过多、流动性过剩、国际贸易纠纷频发的不可持续状态。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进一步警示我国目前状态的危险性。由此看来，中国经济必须寻找新的发展与平衡路径。这就是必须立足国内，扩大内需，通过扩大国内投资来平衡国内储蓄，并依靠投资的扩大提高就业水平和居民消费能力，最终实现国内投资与消费的双重提高，从而减轻储蓄上升压力，最终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二）优化投资结构 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一国的居民可以享受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因此在扩大投资规模时，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将投资重点放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上，可以提高我国整体居民生活水平，使储蓄资源真正为民所用。目前，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都还比较低。若按“九五”至“十五”整个10年间我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年均3.2%的增长速度推算，到2021年我国才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目前也还不足44%，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就需要相当大的投资。 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对投资的需求是很大的。为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我国需要高投资。但在扩大投资规模的过程中，要注意将力量集中到以人为本的领域和项目，重点扶持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有助于就业的行业和企业，使工业化和城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尤其是城镇化进程，要以人为本，真正使城镇化落实到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的双转移上，而不是简单的钢筋水泥、高楼大厦。要使城镇化有助于提高我国的消费率，从而帮助宏观经济平衡的实现。据有关统计，在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万－120万人口从农村转到城市，由于城市人口的消费是农村的2.7－3倍，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再加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也将带动周边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发展，促进部分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转变，这又会进一步推动我国消费结构发生变化。 （三）完善投资体制、提高投资效率 目前，我国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低水平重复投资现象非常严重，投资效率低下。同样的投资规模，我国获得的产能增加比美国要低将近30%。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变目前我国主要依靠政府投资、行政审批效率低下且环节过多、腐败现象严重的问题。对此，方法之一是扩大民间投资比重，通过放宽投资领域行业限制，降低投资准入门槛，完善投资保护措施等方法去鼓励和吸引民间投资。方法之二是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实现投资主体和筹资手段的多元化，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的决策效率。方法之三是完善政府投资决策机制，扩大政府投资透明度，增加社会监督，严格责任追究，真正使政府投资效率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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