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目前，全球经济正朝着一致性复苏方向行进（起码单纯从经济数据而言是这样的），从各国高度关注经济刺激措施如何退出来看，结构问题在经济止住下滑势头之后，再次以一种新的姿态进入大家视野。笔者以为，退出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对当前经济形势和政府干预作一个评价，相应退出后，经济究竟以何种路径恢复到持续增长的路径上，自然也就成为接下来着重考虑和准备的问题。 在9月份的G20会议上，美国方面抛出以贸易顺差国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和建立审查各国经济政策的机制，联系此前中美之间因“轮胎特保案”而引发的贸易紧张，这些表明此前危机中各国所表现出的暂时互相忍让，正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逐渐消退，同时因危机爆发引爆的全球“去杠杆化”、“去库存化”，则正在逐渐向“去全球化”发展。 由此，全球经济在危机后究竟何去何从，关键点又落在中美如何修复失速后的经济结构问题上。 几组劳动力数据 如果从资源配置角度来观察中美经济之间共生关系的话：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产业链完成了同全球市场的无缝对接，从而也保证了美国当局可以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来拉动消费，而不需要担忧通胀压力，进而引领全球迎来一轮“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增长期，同时美国消费—中国制造的模式也成为此轮经济全球化高潮最典型的标识。 中美除了在资源配置方面表现出来的共生关系之外，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共生关系也日益增强。在中国制造—美国消费这个链条中，其中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衔接环节，就是中美互相帮助完成收入分配，即中国制造—美国通过FDI、进口等帮助中国完成初次收入分配—中国通过进口、购买国债帮助美国完成收入分配的问题—美国消费，其中重要环境条件就是美国低利率和强大的债券市场，而格林斯潘和伯南克之所以大胆启用货币手段来对经济施救，恐怕基础也在于此。 笔者通过观察中美间贸易额、劳动力收入和生产中劳资比例等数据，发现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当前危机的10余年间，中美两国之间在互相提供就业方面出现了明显变化： 1997-2001年间，中国通过向美国出口平均每年创造约1700万个工作岗位，占中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平均为2.4%；同期美国通过向中国出口平均每年创造的工作岗位约为16万个，占美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平均为0.1%，两者比率超过了100倍，该时期中美两国人均GDP之比为1：38，而来自美国的贸易顺差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比重平均为70%。在该阶段，中国经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运行正处于下行阶段，因此从逻辑上讲，当时应该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然而笔者观察1998年的就业数据，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1998年新增就业人数却是近10年的最高点1037万人，其中第一产业新增447万人、第二产业新增105万人、第三产业新增485万人。笔者认为1998年洪涝灾害需要农业生产人员的补充、乡镇企业的吸纳和1998年以来房地产行业的新一轮增长，可以解释为什么第一和第三产业吸纳了当年近80%的新增就业，而且随后的高校扩招也应纳入此范畴。 2002-2007年间，中国通过向美国出口创造了约2500万个工作岗位，占中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平均为3.4%；同期美国通过向中国出口创造的工作岗位约为30万，占美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平均为0.2%，两者的比率随之降至80多倍，中美两国人均GDP之比也缩至1：24，该时期来自美国的贸易顺差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平均比重却提升至78%，需要注明的是该阶段美国的家庭储蓄率曾一度降至零以下（2005年7月美国个人储蓄率为-0.6%），而中国家庭的储蓄率则上升到20%。 2008年危机以来，中美间长期维持的美国消费—中国制造的经济平衡模式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按照今年前9个月数据估算，因美国消费下滑，导致其通过进口提供给中国的工作机会下降至1800万个，与此相反，伴随中国实施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为了配合内部投资和消费需求，中国明显加大了进口力度，相应中国通过进口提供给美国的工作机会上升至63万之多，两者的倍数为28倍。 从上述三个阶段数据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中国曾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期间通过内部消化的方式缓解了部分压力，但问题真正解决还是得益于中国加入WTO之后，使得中国供给和外部需求对接。与此同时，在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要求下，其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为外部市场提供了日渐增多的工作机会。由此可见，中国制造向中国需求转型过程中本应有的特征已开始显现。 防止恶性循环出现
如果再进一步观察，实际上自2005年，上述变化就已经开始，同年人民币开始汇率制度改革，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增速从这一年开始下降，相应美国通过贸易直接给中国提供工作机会的增速也开始下降，并于2007年开始了负增长；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还是中国通过贸易给美国提供的工作机会则呈现加速上升态势。2005年7月份人民币汇改至2009年7月期间，中国新增持的美国国债高达5041亿美元，占到同期外储增量的36%，更是占到同期中国向美国出口总额的56.24%。 上述这些情况均说明，无论是资源配置，还是收入分配，过度依靠外部需求来保证经济增速的模式确实已经到了必须修正的地步，此次危机则是让这种认识更加深刻，如果说要将目前每年3000亿-4000亿美元贸易逆差所产生的外需缺口，用等量的内部需求来替代，从决策层实施两年4万亿投资的计划来看，基本是可以满足的，但如果由于主客观因素，政府投资对于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那么由此带来的就业压力很可能会阻碍结构转型的步伐，而且在稳定的要求下，政府的新一轮刺激方案恐怕也就在所难免，进而强化了政府在财政收支紧张下的加税选择，更加恶化民间投资环境，如果这样的坏循环一旦建立，未来退出的成本将难以估计，造成后果恐怕也难以想象，届时如果其他经济体相继开始实施退出政策，那么危机后的不良反应则可能过多的转移至国内。 因此，在危机后，重构中美共生关系时，外部需求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针对欧美政府因“无就业复苏”担忧而实施的贸易保护和这些地区的居民因收入和融资前景暗淡之下的消费调整，我们应该更多的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去取得理解，而尽量回避资源配置方面争议；内部则是要切实地从融资、税收等环节入手积极改善民间投资的环境，而不是与民争利，同时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的方式来改善中国的储蓄结构，并且在上述的既定内外策略之下，积极调整现有的财政、货币政策，以防止恶性循环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