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以下简称“对外投洽会”）2009年11月3～4日在北京召开。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开幕辞中有一个权威说法：“对外投洽会”是“共商跨国投资大计，一起帮助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出谋划策”，对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如何与世界互动，曾培炎给出他的良策，说：“中国企业要深入地研究投资对象国的法律法规和风俗文化，善于把握市场的机遇，有效应对潜在和现实的风险，积极介入各种投资合作平台，因地制宜地实现与投资所在国的共同发展。世界要以更加开放的心胸对待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一个规模日益壮大的跨国投资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繁荣稳定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积极力量，希望各方携起手来，灵活、务实地促进跨国投资合作，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说“对外投洽会” 是“中外各国朋友发现机遇，推动合作”“难得的交流平台”，陈元董事长这样看待跨国投资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意义，说：“我们看到，金融危机在增加对外投资风险的同时，也蕴含了新的市场机遇，只有科学规划，谋定而后动才能化危为机，企业要从投资所在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出发，加强调查研究，熟悉当地政策、法律和市场规则，做好长远规划，积极稳妥开展对外投资，避免盲目性，从源头防范风险。” 作为中国高层认可的“共商跨国投资大计”的会议，是“交流的平台”， 来自各国各个方面的专家在此次“对外投洽会”的分论坛上纷纷发表了看法，献计献策。究竟他们是如何交流的？如何看待投资大计？《国际融资》记者选用了具有代表性的发言。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认为 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在中国的宏观经济层面上，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需求贡献度在不断下降，而投资的贡献度已经非常高了。在全球总需求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靠什么？当然有人会说靠消费。但是扩大消费需求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短期内很难取得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说依靠现有的经济政策不可能在短期内使中国的私人消费成为支撑经济、弥补外部需求下降的缺口。 因此，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基本选择，必须要“走出去”，在金融危机阶段，很多中国对外投资更多的是为了解决宏观层面的投资内外适合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外汇储备太多了，需要把我们的外汇储备拿出去一部分进行海外投资。在后危机时代，除去政府这种压力之外，企业也会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也就是说企业必须要通过投资来缓解市场不断缩小的压力。实际上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已经具有非常高的竞争能力，无论是资金的运用能力，技术创新的能力，还是管理能力、以及劳动力素质都已经非常高了。 除了竞争力，还有一个优势，中国企业相比之下有非常充足的现金流。中国储蓄的来源这几年主要是来自于企业的储蓄。私人储蓄的上升比例并不大，也就是说，现在企业拥有相当自有资金，投资的压力也不断地增加，而国内的产能过剩又迫使它必须最终走向国外。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大势所趋。至于哪些企业哪些行业“走出去”将取决于中国国内产能过剩的程度。哪些企业最先感受到产能过剩的压力，这个行业的企业将会首先“走出去”。我想制造业可能会最先感受到这种压力。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我想竞争性行业企业会最先“走出去”。相比之下，国有的一些垄断性行业，因市场受保护，压力可能会小一些。 因此，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顺序导向将跟中国国内的产能过剩的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认为 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有危机意识与全球化思维 世界扁平了！文明在冲突，也在不断融合，这就是全球化。 中国企业制订任何发展战略都要着眼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大局。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如果没有全球化的视野，没有全球化的战略，将会被下一轮激烈的国际竞争所淘汰。 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成功的大大小小的例子。未来中国企业应该怎么“走出去”？“走”到哪里去？以我个人的体会，任何国家都可以“走”，任何行业都可以“走”，什么时候都可以“走”。但是海外市场毕竟跟国内市场不一样，有很多的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以及如何适应当地规则的问题。 发达国家毫无疑问给中国提供了很多的小试伸手的机会。以前发达国家不适合中国中小企业去发展，去投资，因为资本比较小。要适应这些市场，开拓这些市场，早期的成本是广大的中小企业不能支付的。现在不一样了，金融危机给了中国企业参股，投资的机会。特别是美国，中国和美国的发展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和谐。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经济有点儿复苏的迹象，尽管这个复苏乏力。以去美国投资的时候，要考虑到美国经济的特色，重点考虑哪些有竞争力的品牌可以和中国企业开展合作。欧洲是中国现在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最重要的引进外资的来源地。中国跟欧洲之间有一些不和谐，是政治上的不和谐，但是两地没有根本性的矛盾。我经常去欧洲考察，我国在海外并购上利用欧洲的先进技术应当说机会比美国还要多。中国跟俄国现在在能源领域、制造业、轻工业等方面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机制。尤其是最近对民营经济问题的处理，为后来的中俄关系的正常友好的交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日本跟中国地理上很近，但是心理上很远，鸠山上台的第二天就提出了合作的愿望，这为中日两个地理相邻的国家间合作，以及东亚的合作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基于现实的基础。 中国长期以来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帮助，中国应当对发展中国家做一个有别于以前的一些在那里投资的国家一个新的样板，让发展中国家看到未来的希望，尤其是非洲国家和地区。 中国现在积累了大量“走出去”的能量，中国“走出去”发展的速度超出了我们加入世贸前的预测。不仅是国有企业“走出去”，而且民营企业也“走出去”，其速度比我们预期要快得多。 这里我提出企业“走出去”应该把握的几个战略，一是掌握国际质量标准。二是注意企业的形象，打造企业的品牌。三是注意利用外资的不同形式。四是保护好自己的知识产权，同时要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五是要跟当地人结合，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以人为本。 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认为 中国对外投资面临三个挑战 第一，绝大部分中国企业，无论是中央国企、地方国企，还是民营企业，都缺少对外投资的经验。表现在对投资东道国的政治、文化、语言缺少了解，对法律监管缺少了解。对投资目标的选取、筛选、尽职调查、投资结构的设计，投资条款的谈判，尤其是估值方面，等等，都缺乏经验。 第二，来自东道国的政治和保护主义的压力。中国的崛起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一些非理性的恐惧和担心。像新加坡、阿联酋这些小国去投资，不会引起特别的担心。但中国要到海外投资，敏感性就大大增加。所以，如何有效地化解国际保护主义抬头和政治上的障碍，成为中国对外投资要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为不是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能对中国热情友好，都开放，欢迎中国的企业到他们那里去投资。有些国家和地区对于外来投资者，说得温和一点是怀疑，说得严重一点，就是一种敌意。对这些中国企业不可低估。 第三，来自我们国家自己的挑战。由于转轨经济的特点，我国30年高速成长，积累了很多财富，但是绝大部分财富还是掌握在政府手里，或者是政府控制的国企手中。这也提高了对外投资的敏感度。特别像中投这样的主权财富基金走向海外，人家就会很容易怀疑是否带有政治目的，是否带有国家战略的目的，是不是商业性投资。中国以后不能单纯依赖一、两家政府的投资机构，比如主权财富基金。中国不是阿联酋、新加坡这样的弹丸小国、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多元化，要更多地依靠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还有民营企业。很多专业投资机构能承担对外投资的角色和功能，而不是依赖有浓厚的政府色彩背景的投资机构。 瑞典投资促进署驻华总代表陈永岚认为 “走出去”是再创新和再创业 虽然这几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速度很快，但是真正理解“走出去”意义的企业还不太多。按照今年的速度来看，中国是全球前五位的投资者，这样的发展速度对中国企业是历史的机遇。中国企业要抓住历史机遇，重点在三个方面，第一，需要新的思维，不能局限于去境外做贸易类投资；第二，需要新的战略，要有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制定全球化战略；第三，需要新的商业模式，发展中国品牌，真正进行全球化运营。 中国企业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走出去”。按照我们这几年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推动“走出去”经验，我们认为：对于企业来讲，要把全球化作为企业的一种发展目标、一种战略、一种动力，但真正要在全球能够获得成功，中国企业还是应该去发达国家市场，比如北美、西欧、北欧、日本等等这样的市场，要做高端的产品、技术和产品，利用资本的作用做并购等等。 中国“走出去”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抱着创新的理念。创新、创意和科技全都是创新，但是创新需要有体系，中国企业如果局限在中国发展，肯定会局限于周边大环境，局限于很多设计能力，以及能够把成果转化为产品。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企业如果能够建立创新的环境，就会在大的环境里寻找到发展所需要的体系。我认为：要达到资源的全球配置这个目标，中国品牌就要进行全球的直接销售，以品牌为主。 中国市场大就是最大的优势，就是市场营销能力，我称之为中国优势。中国企业比较缺乏的是规模效应，缺乏对趋势的了解，还不能有效地利用境外市场的资源。如果把这境内外优势结合起来，中国品牌就会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定位。 “走出去”创新，就是需要一种创新的思路。我认为：如果中国企业有勇气走向全球，在全球范围内把自己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同时尽量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设计中心、运营中心以及批发中心，就能通过这样的格局来形成资源的再配置，以便建立全球品牌。所以，我想“走出去”加上创新，对中国企业来说，尤其对缺乏国际经验的企业来说，“走出去”就意味着全球创业。不管你在过去二十年在中国做得多成功，当你走向国外，就是在通过一种新的形态去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