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之初，性本善。 但当一些企业家想捐出大部分自己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造福社会的时候，我们的媒体却经常用资本主义赤裸裸的恶去衡量我国的企业家，尤其是企业家愿意捐出大部分的身家，回报这个常常并不善待他的社会；我们高高在上的庙堂也不愿意躬身欢迎这些基金，而是追问这些钱是否有避税的嫌疑；我们的社会千夫所指，将企业家对财富的捐助看作是一种“自我赎罪”的方式。 远在美国的我不禁要问：这个社会是否病了，是否已经摒弃了中国传扬千年的关怀仁爱传统？ 当比尔·盖茨说：“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使资本主义既服务于富人，也能让穷人得益，我把这一想法叫做创造性资本主义。”全球媒体对此都大加赞赏。而当我们的企业家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时候，我们的媒体能否友善一些，让更多的企业家能探索他们的行善方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我们的政府官员是否能够反省制度设计的缺陷，理顺各种资金进入慈善的渠道，让更多的企业家能进入广阔的公益事业？ 汶川地震是一场悲剧，但也敲醒了许多中国企业对社会的关爱之心。但从王石所承受的委屈来看，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的制度远远落后于企业的实践。各级民政部门更习惯于上头拨款、全面包办的中央计划模式，而不是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放开企业的自主权，对企业的各种尝试大开绿灯。这种慈善的计划思维己经不再适应整个社会的进步。政府的各项政策应顺应企业开展慈善和公益事业的呼声，而不是让企业家在模糊的制度灰色地带，战战兢兢地过各种地雷阵。例如，税务局的官员能否明确表态或出台明确的政策指引：个人什么样的慈善活动可以免税，什么情况下出售上市公司股权的收益必须上税/不上税？证监会的官员能否为股权转让到基金会的模式出台一个规章制度？各级民政部的官员能否让基金会与社会组织的注册像公司注册一样简单、透明、方便？在基金会的制度设计上，多做些调研，让企业家可以有充分的自主权运作？各级政府部门，能否像创造各种条件服务于招商引资一样，为企业的社会公益活动提供各种便利？而我们的“喉舌”——媒体，能否少些想象力去质疑基金会运作是否透明、是否有串谋等内部交易，少些精力去质疑企业家的动机（这样的后果只有一个：让更多的后来者胆颤心惊），而是多些笔墨去报道企业家的各种创造性的公益活动，让更多的后来者能够借鉴、学习、模仿？ 为什么这个社会只喜欢看见兄弟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除了因财富分化自然产生的仇富心态外，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需要反思自己的制度设计。我们现行的制度设计原则，往往是从抑恶的角度出发，例如上海政府的钓鱼式执法，貌似打击“黑车”、理顺城市管理，却戕害一颗颗善待他人的良心。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早就研究表明：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不管制定者的动机如何伟大，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可能产生出人意料的其他结果。因此，一项好的制度，都是社会各种利益集团不断协商、妥协的结果。这可能在执行效率上大打折扣，却能更好地维持社会公平。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由于缺乏这种协商的结果，强势政府更应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大同社会的长远理想出发，从最大化人性的善的力量出发，激励企业家向善之心、关爱之心，动员企业家的资源推行社会公益活动，而非一手包办，过分依靠政府的强制力量。例如，在基金会的现行条款上，就应充分给予慈善家以各种自主权，在减税条款上，也给予各种宽松、透明的条件，而非让企业家在制度的悬崖边缘行走。这样，慈善家自然就会让基金会更加透明，运行更加规范，从而激发更多的人参与到捐助、公益活动中来。 为什么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行而不彰 英国的《公司治理》学报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与印度同类型的公司比较，中国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沟通，例如CSR的动机、过程、社区等活动，远远低于印度公司。由于中国的人均收入差不多是印度三倍，经济发展水平远超过印度，五位作者将其原因归结到中国的政治制度结构上，认为以关系为主导（relation-based）的政-企治理结构，而非诺贝尔经济学家诺斯所倡导的以规则为主导（rule-based）的治理结构阻碍了企业对CSR活动的追求，或者说使企业认识不到CSR的重要性。 而Mark Lehrer与Christian Delaunay最近在《加州管理评论》的文章则指出：CSR活动其实是社会协作与经济协作共同作用的结果，成熟的CSR需要公民社会与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的共同支持。这是为什么CSR坐落于图1坐标系右上角的原因。全球化一方面推动了市场化的改革，但在另一面，由于全球化加剧了不平等、财富分化，这使政府可能更加强势，推迟了社会向公民社会的发展。 两位教授应用这个理论到金砖四国。从图2看，从1996年到2006年间，市场化改革解放了中国企业的创造力，但政府却缺乏让社会协作来替代政府管制的改革，这样就使中国企业CSR活动缺乏往图1坐标系右上角方向迈进的制度环境。要在中国进一步推动CSR的理念，与慈善活动一样，两位教授建议，政府应从更多的社会协作的领域退出，让个人、企业、社团组织、行业协会、非营利组织等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与义务。用这个框架来分析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如果中国的牛奶行业协会能更加自主与自律，可能会比政府更早地发现行业恶性竞争存在的问题，进而或许能避免三鹿等企业的破产。事实上，对产业自律的研究表明，为了不至于整个行业一起毁灭，像美国化工产业协会出台的控制污染、排放的自律措施，远比政府的强制规则有效。同样，用这个框架来分析万科对绵竹市遵道镇的重建，这比对灾区的直接金钱捐款也更有效率，更加显示一个地产企业的社会责任。
慈善是一种稳固社会的信任资本 从更广的社会视野看，强势政府对各种行业的控制、对慈善活动的一手包办，不仅不利于企业积极参与各类CSR与慈善活动，更重要的是会阻碍对于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信任的形成。美国政治学家帕特南指出：社会生活中那些表现为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的特征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能促进成员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团结合作，减少群体内的机会主义行为。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更指出，在一个成员之间互信程度较高的社会里，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将大大降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正是因为有着较高的社会资本和信任程度，才得以保持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从这一政治社会学角度分析，中国城市化中的人口流动、离婚率上升等，都在破坏原有的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资本，而新型社会资本的形成，不在政府的各种强制力措施，而在各种社会公益、慈善而结成的新型社交网络、社区结构，甚至是社会公益所传播、所建立的新型意识形态，这样才能导致一个承认普世价值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而这个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需要企业、个人自觉的向善的力量，也需要媒体的关爱与培养，更需要政府的放手与引导。这样，中国才能形成新型的公民参与规范和网络的社会资本，这也是保证新一轮经济发展和政府效能的基本前提。 从这个角度看，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不在于这个社会有多少企业家，有多高的GDP增长率，而是这个社会有多少像福特、霍夫曼这样有影响力的基金会，有多少图书馆、艺术馆、学校、NGO是由私人捐助的。 一百多年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对中国清朝的观察是：“各级官员颁布的告示比比皆是......缺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真实......中国不缺乏人才，但缺乏相互信任，以真诚目的为基础的信任。” 今天，胡润的慈善榜正试图消除贫富分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财富，不仅意味着消费，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也意味着孔子“仁者爱人”的信任社会更有可能在今天实现。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我是一个不耐烦的乐观者。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但其改善速度还不够快，并且它不是为每个人都好。”盖茨认为在全球范围释放市场的力量（包括他自己慈善的力量），而非政府的力量，可以更好、更快地让穷人受益于科学和技术的好处，他正在为全球企业家建立新的社会责任的标杆。让我们也信任这样的力量也会在中国社会成长，虽然她还是绿芽，还是丑小鸭的模型，但请信任她、善待她、扶持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