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最近一段时期，国内外舆论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经济领域中“国进民退”的“逆市场化”趋向愈演愈烈的态势。然而在商界和学界，甚至对“国进民退”之概念本身，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反应和态度。 从一般意义上说，“国进民退”主要是指在某一特定经济领域中，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在关键性产业和一般性竞争产业中所占资本比重和垄断程度大幅度提高，国有资产通过行政指令和权力干预而实施全面的战略性兼并重组，进入具有基础性指标意义的产业领域，而民营资本则被迫撤出或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官方所主导的重组兼并。 对于“国进民退”概念的理解，通常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说，表现为国有企业在某些产业领域中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民营企业在该领域市场份额的缩小甚至退出。从广义上说，除上述内容外，还表现为政府对经济予以直接干预或宏观调控之执行力度的加强。二者均具有强烈的“逆市场化”取向，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背道而驰。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过去若干年变本加厉的“国进民退”浪潮（也有人称之为“再国有化”）实质上是经济领域中的一种复辟与倒退。 相信大家有一种明显的感受，就是经济领域中曾经大力倡导的民营经济或民营化（私有化）这种理念，在很多领域已经被“高歌猛进”的“国有化”势头所取代。并且“国有化”取代“民营化”的过程中最为明显的“逆市场化”标志就是政府行政干预和强权介入，政府计划主管部门发布了战略性规划和指令，并且没有讨论和谈判的余地，也没有给出任何合乎选择权利与市场逻辑的理由，最终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强权直接干预经济格局而导致的“逆市场化”结果。 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步步紧逼，已经在所有重要的基础性行业中占据压倒性的主体地位，且集中度越来越高，如石油石化、钢铁、煤炭、金融、电信、铁路、航空、教育等领域，其中部分行业在政府的强力干预和偏袒性保护下，已经成为坐收渔利的垄断性暴利行业，它们普遍不思进取，缺乏国际竞争力，内部管理和监督乏力，频频出现管理与监督漏洞，一定程度上为贪污腐败、挥霍浪费和决策失误提供了肆意泛滥的空间，极易引起了社会公众的质疑和不满。 比如说近期内蒙古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方案，即本地的煤炭私营企业必须与国有煤炭集团或者是国有控股合资煤炭企业进行整合，也就是被国有企业纳入旗下。还有一个广为关注的例子是山东的民营企业日照钢铁公司，被山东省政府所主导的山东钢铁集团强行“重组”了，虽然该企业做了很多的努力不想被兼并，但是最终也没有办法脱逃，还是接受了这样违背民企意愿的结局。说到这里，大家就会想到前几年江苏“铁本事件”的惨状。在国有垄断比较集中的行业里，最早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航空业，目前民营企业几乎全军覆灭。川航并购了鹰联航空，奥凯已经停航，中航试图收购的东星航空陷入停运，命运未卜。 温州本来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地方，但今年上半年温州的GDP只增长了3.5%，在浙江省排名倒数第二，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什么温州变成了这样呢？温州的过剩资本大量向其他地方转移，一部分进入了房地产行业，一部分进入了煤炭行业。现在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的大约600座私营煤矿，全部被纳入国有大型煤矿重组兼并的行列，这样温州人在私营煤炭企业中占有的资本最终要被迫撤出，这一资本规模大约是2000亿元左右，温州民营经济受到重创由此可窥一斑。 另外浙江绍兴有上千家企业面临国企式的接管，目前已经成立了民企的党工委、政工委，地方政府直接进行干预，并且要求对民企的监管实现日常化、程序化，这种强力干预状态是前所未有的。 最近几年的很多例子，比如说中粮入股蒙牛，陕北油田都被地方政府强行收归国有，这些案例均显示出民营企业投资环境的恶化。国有企业不是靠自己的经营能力取胜，而是长期依靠一种垄断、强权的特殊地位，占据优势资源进行垄断定价，对经营良好的民营企业进行强行兼并重组。 不少人说近几年政府的政策取向就是“国进民退”，但这只是一个表象，深层原因是过去的计划思维没有转变。有关部门始终存在着一种制度方面的偏见，实质上是对市场化和民营企业有偏见，认为民营企业不是社会主义的主体部分，充其量只是对主体经济的补充，只有国有企业才是社会主义的主体标志。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目标应当是建立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生存空间却很窄，到处设有制度性障碍，民间资本活力受到严重束缚，生产力难以真正释放。 过多的行政管制和干预必然造成缺乏活力的经济格局，导致国民经济长期依赖政府集中投资以及优惠政策长期扶持下的低档产品出口，粗放型和要素依赖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显然不可持续，所以，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增长模式的转型。而转型的基础就是逐步解除政府对要素市场的严格管制以及对基础性行业的国有垄断与特殊偏袒。 导致一部分体制内拥护者迷信“国有化”，认为“国有化”效率完全可以超过“民营化”的判断依据是，在过去几年里，国企利润的增速和规模急速上涨，进而造成了一种错觉，那就是以为经过国企股份制改革，国有企业已经成为强有力的市场竞争主体。而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在持续的经济过热与通胀条件下形成的“业绩”假象，与包括自然资源和主要能源在内的要素价格及其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因素有关，而国有企业垄断的主要领域具有很强的市场周期性，从本质上说是与国有企业自身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无关的。 此外，在缺乏宪政约束的条件下，政府执政的权力强度和灵活性太大，执政思路和政策不断在变化，不像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基本上几十年、上百年不变，别人可以放心投资。目前在中国，仍然存在执政主观随意性太大、政策层面缺乏明晰尺度的问题，投资者的风险依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国有企业的精力不是放在如何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上，或者如何进行创新，提高资本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而总是想着如何利用垄断势力对民营企业进行兼并重组，与民争利，侵占消费者剩余。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只好采取贿赂或者是勾结权贵的方式与权力部门合作，不得不违心地俯首称臣。 长期以来，一种虚幻的宏大目标左右着中国的发展方向，许多似是而非的谬误竟然成为意识形态中的主流概念，比如说“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牺牲集体的利益；为了集体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这样荒谬的简单逻辑被少数决策者和利益集团所利用，成为掠夺个人和企业资产，侵占民间财富而采用的冠冕堂皇的托词。 国有垄断企业和垄断行业往往打着“为了国家利益”的旗号，公开侵吞消费者剩余，同时中饱私囊，维护自己本行业和集团小圈子的利益。每当他们提高价格时就说是“与国际接轨”，而国际市场价格下降时，他们竟然拒绝降价，理由是要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国企因经营不善而亏损居然成为他们要求国家给予补贴的公开理由。 我们不禁要问：谁能真正代表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如何体现？国民如何分享这样的国家利益？如果保证“国家利益”，就必须以牺牲许多人的个人利益或国民利益为前提，那么这样的“国家利益”究竟是否值得我们去追求？ 中国未来的目标必定是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且这个政府必须始终致力于促进个人利益的增进，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选择空间，通过宪政和法治的制度框架，保障国民利益不受所谓“国家利益”的侵蚀。 我认为，“国进民退”的“逆市场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大多数经济领域中企业所有权的转换和资本效率、经营绩效的降低，关键是这种复辟将会把中国经济带入到一场深重的灾难之中，甚至可能引发有史以来中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它将对中国社会本已逐步展开的市场理性和资源配置机制形成扭曲，对依赖有序市场竞争的合法公民形成负面激励，对包括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在内的福利社会形成发展阻碍，对业已推进十几年的市场经济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因此，“国进民退”这一“逆市场化”的大倒退，已经不是大家批评批评、议论议论而已，而是到了非要制止不可的地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