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0月22日，统计局发布三季度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累计下降1.1%，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累计下降6.5%。但CPI自从7月环比持平之后，8月、9月都出现了环比上涨。截至9月，PPI环比连续7个月上涨。三季度GDP增速达8.9%。主要统计数据基本都在业界预期之内，但在无惊无险的新统计数字背后，却依然没有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老问题。 长期来看，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的压力将愈加强大，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尽管三季度的CPI和PPI仍为负值，但CPI已经连续两个月环比正增长（其中9月份环比为0.4%），这是17个月以来首现，上次此现象的出现还要追溯到2007年的通胀周期；PPI则已连续6个月环比正增长，价格上涨的压力非常明显。货币流动性方面，狭义货币M1与广义货币M2的增速近期屡次创下近15年来的历史新高，9月份已分别达到29.51%和29.31%的高位；国内主要城市楼市的价格也已经超过2007年最高峰的时期。 这些都表明，现阶段国内的通胀风险已经越来越大。 通胀终于搬上国务院 数据显示，9月份CPI和PPI同比降幅继续收窄。9月CPI同比下降0.8%，降幅较8月收窄0.4个百分点。同一时期，PPI同比下降7%，降幅较8月缩小0.9个百分点。 “从当前的现实来看，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对最新统计数字，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李晓超这样表示。不过，李晓超认为，CPI和PPI环比都出现了上涨，存在着通胀的预期，对通胀预期要给予高度关注。 天量信贷在二季度结束后即引发社会各界对通胀的担忧，但均遭到相关部委的否认。 在10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指出，今年后几个月，要把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自金融危机加剧以来，决策层首次明确提出关注通胀的风险。 政府调控方针的微妙改变，意味着最高层已开始大大提高了“控通胀”的重要性；而且由于政策转变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三季度经济增长已明显高于8%——政府很有可能在2010年年初就采取适度的紧缩措施，以应对日益积聚的通胀风险。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这一示警前，内部曾有一番激辩，即通胀是否已出现、通胀又是否来年中国经济的较大威胁。这一激辩不仅出现在经济界，在国务院部委中也有不同意见。最后的结果，当然是综合各方的意见，以防为主，提出“管理好通胀预期”，既侧面否认通胀已经出现之论，又承认通胀已成较大的威胁。 虽然对目前是否已出现通胀有激辩，但经济界对通胀风险之可能加大已有共识。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面临三大方面的压力。首先金融方面的影响，虽然出口开始止跌回升，但国际市场的变化，以及美元走弱之势，仍在增强人民币升值预期，这令资产价格走高和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二是中国市场的需求影响，当经济进一步复苏，总需求随之回升，原材料和产成品都有加价的压力，将强化通胀预期甚至加大通胀压力。三是农副产品的价格变动，近期出现猪疫病，可能令猪肉价格回升，而中央为保农业，不能不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这都有可能推高农副产品价格，也拉动整体物价的上升。如果考虑到国际粮价的上升，这方面带来的通胀压力会更大。 在三季度GDP等经济数据公布当天，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发行900亿元3个月期央票，并进行800亿元91天正回购操作，单日回笼量高达1700亿元。这被解读为可能是受市场对通胀预期的影响，向市场发出政策适度收紧的信号，表明自己减少货币供应量的决心。 一个两难的问题是，当前国民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回升的基础尚需继续巩固，外需不足依然严峻，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的任务仍相当艰巨。大量在建项目正在开工建设，中小企业恢复生产，需要宽松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刺激政策不能过早退出。目前全球采取低利率，维持流动性，如果中国把利率抬高了，必然造成大量热钱流入国内，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利。 虽然澳大利亚已经率先提高了利率，但在此次全球危机中，澳大利亚银行业没有倒闭，而且澳经济和中国关联性不大。在美国提高利率之前，中国如加息，风险太大。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通胀预期之下，依然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中国总理温家宝日前在泰国出席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间隙对海外华人团体表示，如果中国现在过早退出刺激政策，则以前取得的成果将付之东流，甚至导致经济发展形势发生转变。温家宝坦率地承认，中国企业活动和整体经济的增长目前仍依赖政府的刺激措施，缺乏脱离振兴措施而自行发展的活力。 目前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在中国经济复苏进一步稳固以及通货膨胀构成实际威胁之后，中国政府最早可能会在明年开始收敛经济刺激政策。但从温家宝在国际场合承认中国经济还离不开政府刺激来看，决策层仍不打算在短期内撤除刺激性政策，在货币政策上更不会像一些市场人士建议的那样回归中性。不过，在国际场合的政策吹风与实际的政策准备可能仍有差距，观察国内政府部门的一系列表态，紧缩政策的预案肯定已经在准备了。 中国宏调政策要不要研究退出机制、如何退出和何时退出，应该会在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有所决断。按照惯例，是次会议要为明年经济确定政策基调。 财政投资独角戏不能长久 李晓超说，从内需看，今年经济出现企稳回升，内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据初步测算，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有4个百分点，投资贡献了7.3个百分点。但有经济学家认为，投资实际上对前三季度的增长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拉动作用，它的拉动力，贡献力大概是95%左右。虽然对投资拉动的幅度有不同认识，但共识是投资依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这样保持的增长数字是没有意义的，政府过度投资，会进一步增加经济中的过剩产能，由信贷支持的过剩产能若干年之后就是银行坏账。并不能真正使经济实现好转。从总需求看，虽然今年以来的贷款投放量很大，但生产过剩的矛盾在大投资推动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在积累更大的过剩产能。 “保的不应该是‘8’，而应该是消费。地方政府保8是为了给上一级政府看，中央为什么要保8呢。现在是就GDP来垒GDP，毫无意义。2003年8月就提出科学发展观。讲了这么多年，脑袋里还是增长观。”有学者这样对记者说。 “4万亿”刺激政策之下，地方政府成为此轮经济反弹中的投资主力。今年地方债强力发行，中央财政首次代理发行2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也已全部完成。地方政府投资也后继乏力。企业债已经扩大发行量。 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税收部门正想尽各种办法增加今年的税收，如果再持续“烧钱”，财政就会非常紧张。不管从什么方面来说，投资拉动都已是后继乏力。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推出政策拉动国内需求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再增加投资。 一个更大的危险是，虽然保8目标能够顺利实现，但今年前三个季度宏观数字的好转，完全出于政府积极的财政和信贷政策，依靠天量投资使经济增长维持一个漂亮的数字，无异于饮鸩止渴，如此天量的信贷是不可持续的，而当政策力度减弱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再次下滑不可避免，即一些人说的经济“二次探底” 。而靠宏观政策无限推后的探底一旦出现，中国经济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当然，如果世界经济复苏，随着出口的大幅增加，这种危险将不复存在。中国能否靠宏观政策的推动使经济高速增长坚持到世界经济完全复苏，尚是一个未知数。但这种做法只会使经济结构失衡问题进一步恶化，错过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 问题的核心是分配政策 “GDP超过8%担心经济过热。低于8%又担心过冷。那还有好日子吗？”原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刘福垣开玩笑地说，“一边说产能过剩，一边担心通货膨胀，这是很奇怪的，产能过剩背景下担心通货膨胀，是自己吓唬自己。”刘福垣认为，是需求拉动了供给，需求大了，价格才会上来。因为出口拉动已经很小，只能靠投资拉动，明年投资拉动如果也弱下来，只能靠消费拉动。虽然从十七大就确定要以消费拉动增长，但目前国内消费依然不足，如果想要靠消费拉动，应该是增加消费。如果需求上升了，带动价格了，那货币是因变量，物价在一定范围的上升，不是通胀，不用治理。 刘福垣认为，纠缠于数字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一些数字不是想统计准就能统计准的。美国可以完全根据统计数据调整经济，中国不行。因为美国要素流动通畅，价格是真价格，所以市场能真正反映经济情况。只有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下，经济数据才能真实地反映经济情况。而中国因为大量行政垄断和非市场经济行为，统计数字的意义便大打了折扣。像能源、粮食、货币等等都是由政府定价，必然影响到方方面面的数据。 “现在不是货币政策问题，是分配政策问题。在货币上做文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刘福垣说。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直接作用其实并不明显，只是出口锐减使中国经济本身的问题暴露出来了。现在中国经济遭遇发展瓶颈，更多的是因为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过大等原因，这靠货币政策是调控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