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强化GDP中的“中国创造”和高端技术成分，否则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环境和民众福利所不能承载的
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 刘 罕见的复杂性。 在即将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际，各种国别经济元素、资源约束条件以及不同经济体的管理禀赋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多元博弈、相互制衡的立体联动格局，美国次贷危机在政治经济领域演绎的“蝴蝶效应”，更是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混沌与连锁反应的生动展现。 长期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在本轮危机中虽表现不凡，但却无法独善其身。急需破题的是：如何实现经济的结构优化和持续增长，如何将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化为综合的经济发展，并且是有质量的“又好又快”的发展。 贸易或转向更多进口 从1997年至今，中国贸易顺差数额不断增加，虽然近期增幅向下调整，但调整幅度越来越小。 第一，贸易与国际化进程息息相关，而中国参与国际化进程的深度和角色是其贸易表现的主要驱动因素； 第二，贸易顺差的绝对量反映出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在逐步强化，当然其定位仍然是产业分工链条下端的低附加值加工类产品出口； 第三，贸易格局的经济逻辑欠合理，即以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消耗，为发达国家提供更为便宜的产品，提前贴现了中国关键的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源和环境； 第四，危机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资产负债表结构性修整，可能成为强劲外需无法延续的转折点，而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部资源和商品的饕餮需求，可能促成贸易格局转向更多进口的趋势性切换。 游资对储备变动影响巨大 中国的外汇储备到2009年三季度末已逾2.2万亿美元，尽管同比增长率在全球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绝对量之大、增速之快令人瞠目。 外汇储备余额在数量上的经济含义愈来愈缺乏理论支撑，且数据反映出游资对储备的变动影响巨大。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时，游资涌入加剧，而中国经济进入阶段性调整，资本市场重挫时热钱又加速撤离，外汇储备量上的逐级跳升显示国际游资对人民币的套利活动并无停止迹象，使得“经济软着陆”和“市场挤泡沫”的政策举措遭遇强大的国际反作用力。 最为严重的是，外汇储备的相对美元化与汇率改革“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无法咬弦，从而形成货币政策受制于巨额外汇储备，美国可以运用汇率进行政策套利，导致中国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具体实践时缺乏必要的腾挪空间。 刺激政策引发通胀预期 本轮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结束了中国近年来价格指数此消彼长、轮番高企的局面，而三季度以来明显的经济复苏开始带动价格指数再步入上行区间，CPI在经历了15个月的连续下滑、PPI从历史峰值跌落至低谷之后，均于8月份出现反弹，经济增长时期的通胀，在“后危机”的当下又转换成了大规模刺激政策尚难退出或缓步退出引发的通胀预期。 反观改革30多年以来价格指数的变化，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2003年以来的价格指数高企，从程度上和幅度上与1992年至1994年无法比拟，说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程度在提高，经济的过度波动性被市场化机制熨平的效果在显现； 其次，CPI和PPI之间的同步性明显，且2003年以来CPI相对于PPI有一定的前置性，但两者前置性或滞后性关系却没有规律，或规律的统计意义不显著； 再次，在价格管制特别是重要生产要素价格管制之下，PPI对CPI在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的传导与分配机制无可靠模型进行预测； 最后，CPI和PPI对通货膨胀的说明力是否能对应于国际通行标准，尚无系统化的检验体系，CPI和PPI与市场的真实通胀感受有较大的差距。 过剩与不足并存 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来看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总体上近年来M和M同比增幅反映的货币量年化波动相对平缓，表明货币政策的确定性在加强，印证了“货币政策有艺术的成分，但不是说，货币政策要经常带有不确定性”（Frederic Mishkin，2007）的观点。 2008年9月以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切实向金融系统注入大量流动性，但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一直以来呈现出的某种程度的二元悖离现象依旧突出。以大规模信贷投放缓解经济增长乏力的“近忧”难以抵消银行体系不良率攀升的“远虑”，实体经济感受的资金面之紧与货币市场经历的资金面之松形成强烈对比。
因此，流动性的困局不是过不过剩，而是过剩与不足并存，只不过是反映在不同的领域而已。 启示 首先，内需不足仍是中国经济的顽疾，在大规模政策刺激下更要避免“需求增长而供给却在以更快速度增长”的怪圈，要综合运用政策组合使结构化的不经济趋向合理； 其次，对CPI和通胀压力进行调控应本着“找不到决策的最优解，则寻求满意解”的态度，掌握在温和通胀的大背景下进行经济调整的技巧，寻求经济过热和经济衰退之间的满意平衡，这并不是“以时间换空间”，而是面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现实，摒弃不合实际的理论假设； 复次，经济泡沫从理论上讲是可正可负的，在宏观经济调整中应从失范走向规范，而非简单地针对某项经济指标进行细节操作； 再次，CPI和PPI的相对高位运行将是一种阶段性常态，由“中国元素”助推的全球商品价格也不会在短时间内予以全面修正，因此，在未来的一到两年内，较高个位数的价格指数增幅会持续，而核心生产要素价格的进一步市场化会使其高位运行； 最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面临结构性的转型，只有GDP的内涵有了质的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能维系，要着力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过而不渡”的现象，避免长期依赖低廉的要素成本来构建核心竞争力，要寻找日本学者富永健一提出的“后发优势”，强化GDP中的“中国创造”和高端技术成分，否则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环境和民众福利所不能承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