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山西票号以各种方式与官宦成为“铁关系”之后，生意上的照顾自然在情理之中。于是个人存款，贿赂横财尽存票号，公款业务也照顾票号。清律回避制度规定官员不得在原籍任职，任职必须在原籍行省五百里之外，于是大部分官员都同专门办理汇兑业务的票号发生了联系，一些官员把贪污、搜刮来的赃款低息或无息存入票号，票号籍此利润颇丰，同时为这些官员的“隐私”严格保密，万一这些官员翻了车，晋商票号也会想尽办法让他们存在自己票号的款项安然无恙，晋商票号可以称得上是清政府官员们忠实的财务代理人。发展到后期，清政府很多官员决定把一桩大业务交由谁家商号来办理甚至直接取决于谁家商号的“孝敬”丰厚。官员们得了晋商的好处，自然为其大开绿灯。个别官吏勾结晋商获取非法利润，比如利用公家银来获利，有的官吏甚至私下将官银支借给晋商商人最终下落不明。有些朝廷命官以上欺下，在地方官员面前为和自己交情好的商家撑腰做主，用自己的权力地位带来的威慑力量“罩”住他们。举几个鲜活的例子吧，省的各位看官疲惫：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官位。张曾拜访日升昌票号，想借银十万两，日升昌因数目大未能爽快答复。张又改去协同庆票号，该号经理早已派人打听到张去日升昌之用意，对张的要求满口允承，并声称：十万银不算什么，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个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张闻言大喜。而经理的打算是，既拉拢住张，又看张究竟能出任什么官，借银也可随机应变。后来张放任两广总督，张便把两广财粮国税均交协同庆解交，协同庆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万银两，协同庆也顺利地在两广设立分庄，拓展业务。山西票号还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如安徽芜湖道童谣圃，在卸任还乡时，将搜刮来的十万两赃银，交蔚丰厚票号汇回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交完，而不计利息。重瑶圃放弃利息，表面看来有些损失，实际上他是因为从数千里外运回重庆银十万两，不仅运费浩大，而且有风险，赃银一旦被人发觉或被御史弹劾，不但银子保不住，本人也会身陷囹圄，甚至遭杀身之祸，但与票号勾结起来，采取汇兑办法，则可保无虞。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如各省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常挑剔、刁难。山西票号却不同，交款毫无阻挡。所以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诸多高管达贵不仅让晋商票号经办汇兑公款，而且逐渐让他们参与地方收取赋税。由于和朝廷、官员的深度勾结互为利用，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垄断与利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在商业领域，垄断一旦出现就必然伴随不公平竞争。晋商票号利用自己的官商勾结，最后不想发也由不了自己了。慈禧西逃回宫后，各省上交朝廷的官银、《辛丑条约》的赔款，达官显贵的私房钱潮水般流进了晋商们的票号，仅庚子赔款一项就10亿两白银。1900年到1910年十年间列强入侵，天下大乱商业萧条，按照常理，商家处境都应该十分艰难，但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晋商票号的利润收成却达到有票号以来的极盛时期。而我们的一些所谓学者在总结晋商衰败时说的是：战争让晋商票号伤了元气。呵呵。历史无言，而偏执学者毁人不倦。
就这样，晋商与政府、官员在长期的“合作”中各取所得各获其利互相支持谋，从而形成了一种三方互动的利益捆绑关系。|www.aihuau.com|26晋商通过和官员的合作降低和分散了许多商业风险，趋利避害，本无可厚非。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们一再提到这句话，就是要让各位看官牢记这一点：商人本性为逐利，一切从此看便可释然。官商相助，利益均沾，官员与晋商渐渐地形成了撕扯不开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为晋商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正如晋商研究人员范卫峰、郑华玲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的：“官宦的深度接触，对官场的过于依附，使晋商渐渐失去了独立特行的本色，沦为“不敢对威权说不、又与威权交结、再受威权敲诈”的“弱势群体”。尽管那些身居平遥、祁县、太谷等偏远小城的总号大掌柜们曾经从容地借助官府的力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甚至一度风风光光地遥控过朝廷的显贵、左右过国家的大政方针，可当他们不再是纯粹的商人，而成了所谓的“龙代表官”、“龙代表商”，这种如胶似漆般的深层次官商勾结，便注定了当清朝政府灭亡之时，昔日风光无限的晋商也难逃随之土崩瓦解这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厄运。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朝都被推翻了，依附于清庭的晋商还有立足之地么？”《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商业的发展有其经济学的规律，政权并不能注定经济规律按它的意志运行，违背了规律，再大的辉煌也要“无可奈何花落去”。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当官商勾结能产生暴利、产生垄断利润的时候，商人们需要做的是什么？肯定不是去心苦地思考如何创新拓展如何与时俱进，他们需要的是钻研人性与官员的心态。那么，长此以往，会是什么呢？历史最后以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了你我的答案：不能与时俱进，便被时代抛弃！晋商最后在现代银行进入中国时的表现正是活灵活现地演绎了这个结论。问题还有第三个方面。中国商人往往有一个情结，就是当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其思想往往便会膨胀，膨胀到把自己的企业当作一个王国来管理，把自己及自己的企业会看重到和国家的危亡生存维系在一起。别说当年的晋商，就是社会都发展到二十一世纪了，许多先辈都前赴后继了，我们的商人们还在干着同类的事情。举个例子，看看一些商人们的称呼：自己出去要被人称呼为主席；自己的办公室不叫办公室了，叫办公厅；自己的分公司不叫分公司了，叫华东指挥部，华南司令部……而当年的晋商亦是如此。一位才气逼人，署名“小郦子”的女子在天涯社区如此感叹：“无疑，晋商是聪明的，在大多人选择去适应环境的时，他们却独辟蹊径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为什么不呢，清入关的经费是靠了他们的赞助，清政府的巩固也离不开他们的经济支持，有这样良好的基础，就可以在清入关之后的二百年内，游刃有余的游走在商场和官场之间了。 但正是这莫大的荣耀，让一部分晋商开始忘乎所以的叫嚣： “朝廷离不开我！”，惊醒了权贵的不安与妒嫉。晋商说到底还是晋商，有其天真单纯的一面——始终以“小我”的利益为其价值体现，远没有官场的野心与残酷。他们想的更多的不过是实在的看得见的利益，幻想依靠政府的“情义”上来获取尽可能大的商业利益。这是他们前所未有的局面，也是他们与封建政权休戚相关的根源。 的确，走官商道路的确可以在短期内发达，但是其间充满风险，而且已经严重的与道义想背离。赤裸裸的钱权交易，靠钱财发言，实际已是非常单薄脆弱，想玩官场的最终被官场所玩，想依赖官场的最终被官场所抛弃。所以，为自己的强大付出昂贵的代价，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诚哉斯言！官商勾结如胎记，纪录着这个曾经最大的商帮兴起的机缘与特色，也折射出晋商百年辉煌背后的轨迹。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探寻出晋商兴衰的基因，而不是狂热地去将原因归结于其他。可悲的是，你看看一些所谓的学者，竟然将此“官商勾结”归结为“晋商成功的秘诀”。好一个“秘诀”！中国的古话真是充满玄妙，正应了那句老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