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威权主义 《晋商之死》缘何性格多变又媚事威权?(1)



缘何性格多变又媚事威权?

  山西人经历太多的荣辱与惊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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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出的历史名人不少,即使到了近代,也是名人辈出。人数众多,恕不一一列举。在山西的历史名人中,最有名以及影响力最广的当属关云长。此爷之像广为供奉,各行各业均赋予其特殊象征意义。但是,核心当乃“忠”、“义”、“勇”——曹操对其厚爱有加,然关羽不为美女珠宝所动摇,常思刘备去处。身在曹营心在汉 封金挂印归刘备是忠;义释曹操,义释黄忠是义 ;斩华雄、斩炎凉文丑、单刀赴会,是勇。关云长是中国人“忠”的模范代表与偶像,被历代皇帝册封为“关帝”,比岳飞的爵位“岳王”要高一个档次,山西解州“关帝庙”的规模也比“岳王庙”的规格大出一块。

   晋商最尊崇关公。他们不仅在店铺和家中供奉关公,而且在各地的晋商会馆中都为关公修殿、供奉。他的性格恰恰可以作为山西人性格的代表,他的许多作为成为日后晋商所推崇与供奉的道德标准。关云长代表了山西人性格中一个最大的特点,这就是“忠”。你历数现代的山西名人,都是“忠”的代表人物。正如一位人士所说:山西历史上尽出忠臣,却很少出奸臣。中国历代的“汉奸排行榜”中,确实似乎没有几个山西人。

  忠,在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压缩文件包”的概念,就是将仁、义、礼、智、信作为做人和做事的基本准则包含在内,提倡“见利思义”,不仅诚信待客,而且仁义律己,以顾客为中心。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关公是信义之神,因此,晋商广为供奉其目的就是请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日夜监督他们的全部商业交往活动甚至精神世界,杜绝违背信义的事情发生;同时在关公的保佑下,使商业旺盛、财源广进。因此,晋商的成功与诚信仁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新威权主义 《晋商之死》缘何性格多变又媚事威权?(1)
  于是乎,我们看到,驰骋四海的晋商,讲诚信,走天下。这也许就是现在许多人之所以热衷探讨晋商的一个潜在原因之一。因为,现代的中国商业社会,这方面是最为匮乏也最为珍贵的。回头望过去,我们发现,啊哦,原来曾经有人做得是如此之好。于是,面对故纸堆,我们便深度挖掘。现在晋商热,大概这是核心问题之一。

  言归正传。晋人的性格是什么?或者说,问题在于,山西人这种性格的背后是什么?

性格是个性的核心,是一个人最鲜明、最重要的区别于他人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人对周围现实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度及与之相适应的习惯了的行为方式。因此,按照中国文化表述,所谓性格的理解,大概多由“心性”而来。心性,属于中国古典哲学范畴。孟子有“尽心知性”之说,其后佛教各宗也多谈论心性,禅宗则认为“心”即“性”,提倡“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程颐与朱熹也多有相左见解。以及中国医学,也自有一家之论。

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往往又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于是,我们耳闻能祥的有关性格的谚语、格言拈手即来: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印度的“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一般说来,个体性格的形成受遗传、家庭、学校的影响较大,而群体性格的形成则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较大而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个道理。

  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一书中把中国人的性格总结为八点:老成敦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滑,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诙谐,因循守旧。鲁迅则通过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对中国人的民族性和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则把一些中国人讥之为“酱缸蛆”。

   这是中国人的普遍性格,这种性格无疑在山西人身上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那么,山西人的性格特色是什么呢?

程人乾先生在《山西文学》杂志上面曾经以《山西人性格的文学解读》为题,分析了文学背后隐藏的山西人的性格,在诸多评论山西、研究山西人的作品中属上乘。

他在文章中这样写到:古人云:诗言志。诗歌是人的情感宣泄和志向表达的绝佳形式,也是性格的集中体现。 山西人性格中豪爽与细致的双重性,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依稀看到踪影。《诗经》中收入了“魏风”多篇。当时的“魏”就在山西南部,“魏风”就是山西南部的民歌。 “魏风”中有两首传诵至今的名篇《伐檀》和《硕鼠》。前者以一名砍伐檀木的劳动者口吻,在“河水清且涟猗”的环境里,在伐檀的间歇,对“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的奴隶主过着不劳而获的奢侈生活提出了严厉责问和尖锐讽刺。责问表达了山西人敢怒敢言的豪爽之气,讽刺则表现了山西人细致幽默之情,读来十分传神。后者则以一个饱受残酷剥削,无法在原地生活的农民身份,传达了要逃离当地另觅“乐土”的思想情绪。他把压榨农民,吃他“黍”、“麦”、“苗”的奴隶主称之为“硕鼠”,形象生动而深刻。这说明,山西人即使在艰难困顿的生存状态下,既有强烈的反抗性,又有丰富的想像力,融豪爽与细致为一体。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全盛时期。其中最能代表山西人性格双重性的是王维。“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气势磅礴,而他的山水田园诗秀美隽永,飘逸雅致,如“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些诗句充分表露了山西人性格中委婉细致的一面。

程人乾先生又从散文的角度来分析,因为文如其人:柳宗元,山西永济人,政治上参与了打击藩镇和宦官擅权的“永贞革新”,文学上力反六朝以来空泛靡腐的骈体文风,倡导质朴刚健的古文运动。尽管累遭贬谪打击,身心摧残,壮年客死他乡,但始终坚持自己洋溢着革新精神的政治和文学方面的主张。柳宗元的为人淋漓尽致地显示了山西人的性格特征。一方面,艰辛坎坷的人生经历并未消磨掉他的开拓创新精神,“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是他内心的自白,写了《封建论》、《六逆论》、《天说》、《天对》等政论,阐发自己的政治信念;另一方面,他的诗“言婉而情深”,他的散文尤其是山水游记如《永州八记》晓畅俊逸,他的寓言如《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寓褒贬世事于幽默,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典范,有力地说明了他性格中有细致婉约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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