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山西是一块被儒家思想文明浸濡着的厚土，更是山西这块热土上孕育了儒家思想。基于这种分析，再看前面提到山西人民在科举道路上的战绩，那么，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包括“票号总部”的平遥在内的晋商决不是看不起读书科举，而是在读书科举的路上，他们没有足够的“智力”和外省角逐。说这话，山西人可能要跳起脚骂人了：这不是说我们山西人脑袋瓜不好使吗？且慢骂人，看数据。前面提到的是清代山西科举状况，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www.aihuau.com|1从隋炀帝大业年间开始，到清光绪年间废止，一千多年来山西历代有姓名可考的进士是多少？3725名。再看全国。隋文帝于开皇七年587年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取士，成为以后的科举。在整个隋朝的三十八年内，总共举行了四至五次科考，总共取秀才、进士十二人。整个唐朝的科举取士约一万人。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元朝自仁宗至顺帝时灭亡止，科举时办时废，只曾举办约十次，取士一千余人。明朝二百七十七年开科八十九次，取进士一万七千人。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间开科一百一十二次，进士二万六千人。一千多年来，历代取进士七万四千多人。看看总数，就知道山西的教育与全国的差距有多大。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千年文脉》节目中也曾讲述了山西教育的历史是如何怎样的。这个节目中提到，山西的科举从来是失败的，每年的进士，或者说中举者也只有江南水乡一个省的十分之一而已。中国首任驻英公使，清朝外交家郭嵩焘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唯其心朴而实也。”各项数据都告诉你一个不争的史实：山西人在科举考场上，是不能与其他地方人抗衡媲美的。 蔡明同志式的问题来了：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凡事都有渊源。其实，山西人在科举考试上的弱项与山西的地理位置有关。我们查阅晋商的历史，就会发现，地理位置，这个因素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山西人，正所谓败也萧何，成也萧何。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山西历来属边关地区，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来往密切，相对而言，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小。既属边关，战事自然频繁，战事频繁，谈何“安放偌大一张书桌”？教育不发达就成了上述最后的结果。南宋时期，国家的政治中心南移后，中国的经济中心也逐渐南移，江浙一带逐渐成为了中国经济中心。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当地的人文环境也得到了迅速提升，江南地区也迅速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经过南宋、元，到明清时期，江南士子几乎占据了整个中国科举的最高地位，明清两代的三鼎甲几乎80%来自江南（江苏、安徽）和浙江两省。为了抑制这一情况，明清两代都采取了一定的省级平衡政策，以保证科举取士的全国均衡，但这一政策只是限制了江南地区的进士人数，并不能限制江南文人获得三鼎甲。而在整个明朝，山西是防御蒙古南侵的重要战略要地。大同为明朝九边重镇，和宣府（今宣化）构成了整个京师北部防御的核心地区。而其后的雁门关和内长城则构成了第二道防御阵地。再加山西的地理条件及自然环境的逐步恶化，在经济上就积贫积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水平比较低，明朝的山西文脉就比较弱。清朝定鼎之后，延续了明朝的政策，此时山西的战略地位已经有很大下降，受到的战争威胁也减少了，但由于文脉较弱，也就是说基础不好，在科举取士上自然不可能有大的进展。在明清时期，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版图上，江南地区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越山西这个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决定了文化的发展，自然也决定了信息的流通的效率。我们来看一个人的记载。《退想斋日记》的作者刘大鹏，字友凤，山西省太原县（现为太原市郊区）赤桥村人，他幼年从师受业，立志读四书五经求取功名，1878年考中秀才，1881年进太原县桐封书院，，第二年又进省城太原的崇修书院读书，1894年中举人。由于家境“不甚宽绰有余”，刘氏在中举以前，即已出任塾师。但他对塾师这一社会身份始终不能认同，多次声明这只是“糊口”的生计而已。在他看来，“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来入于教学一途，而以多得几修金为事，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1895年，他到京第一次参加会试，名落孙山之。这一次，他发现“京都习尚写字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邈视，故为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读诗文，及诗赋，至于翻经阅史，则为余事也。”这一发现给刘大鹏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一年半以后，他还在慨叹“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社会风气使“用功之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功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刘大鹏还有个发现，就是发现自己考试用的“教材”竟然和江南地区的不一样！1896年年10月，刘大鹏请人从京城代买回一箱新学书籍，其中有贺长龄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和葛子源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刘大鹏用半年多的时间读了买回的“经世”文章之后，终于认识到“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此亦时势之使然也”。一个汲汲于功名的举人竟然不知道晚清八股试帖，尤重小楷，竟然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江南才子。而这些在当时的士人中应该是常识。由此可见刘氏家乡因“僻处偏隅”，信息之闭塞了。哥们，刘大鹏的家乡是哪里？是太原啊！由此你可推及山西其他地方信息在当时是如何的闭塞了。在这种环境与条件下，山西人怎么能金榜题名呢？除非做梦或者成精。由此，许多的山西人在“博取功名”的这一道路上失利，无功而返了。在这种情况下，山西人退而求其次，“学不优而商”。老子考学不如人，那就挣钱去，挣钱了，衣锦还乡，照样可以光宗耀祖，结交那些“学而优则仕”的人，岂不殊路同归？于是乎，经商成了山西人科举考场上屡试不爽之后无奈下的“次优”选择。于是乎，逐渐地，偶然致富的富商大贾“走远方，积金钱，夸耀闾里，外则车骑，人则广厦，交接缙绅”，谁人不羡？故亲朋提携，乡友引进，络绎不绝，走上商途。山西平阳府席铭， “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 民间逐渐就这样形成了一种重商观念，即“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这就是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经商获取收入，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建立以商业为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殖过程，从而形成这种与传统伦理观念相伴的人生观。在晋商的影响下，山西民风出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以“学而优则商”来替代“学而优则仕”。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最下者方令读书。”清末举人刘大鹏也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这种风气又使得更多的人“弃学从商”， “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一盒循环。但是，这只是表象。另外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在考场上不能夺取功名，尚不足以让如此众多的晋人“弃学从商”的。因为弃学之后，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的，比如当农夫，做良民，那么，晋人为什么最后大规模地经商了呢？实际上，对山西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山西在文化教育不发达的同时，土地也并不能为荡涤的百姓提供足够的财富。套用一句中华民族几千年套用的文字：中华泱泱大国，地大物博，多少山水雄奇壮丽，令人惊叹不已。山西，确实可以如此形容，只是，那是以前。山西在商周时期，仍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森林密布，湖网纵横，雨水充沛，汾河的漕运延续至隋唐。《周礼·职方》称并州为薮，是《尔雅·释地》的十薮之一。位于山西祁县、介休一带，方圆达数百里，为古代晋中盆地的最大泽薮。但是，随着日月更迭，山西的自然环境环境与人文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经过王朝更迭以及大大小小的战乱，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屡遭兵燹荒疫之时，山西基本上没有遭受战乱之苦，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旱、蝗、疫，而是风调雨顺，连年丰收。与邻省比，可谓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加上外省难民大量流入，使山西人口逐渐更加稠密。明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189万人，河北人口189万人，山西人口达403万人，山西人口超过河南、河北的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