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美两国的邦交史上，绝大多数人是匆匆过客而已，只有少数人能对两国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产生真正的影响，费正清大概是其中之一。
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曾五度来华，亲历了中国的战乱、革命与建设，他结识交往的，包括胡适、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费孝通等中国知识分子。 可以说，费正清的“老友记”几乎囊括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全貌。今年9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裴宜理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如是观点，“在费正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可以看到在战火纷争、内忧外患、政权分裂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多舛命运”。 在哈佛大学的最后一节课，费正清的演讲主题是关于中国与西方是不可割裂的，“费正清让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把中国假想成和我们一样是错误的。”裴宜理说。 “胡适就是中国的伏尔泰” 1932年2月，25岁的费正清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彼时，他刚从哈佛大学转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方向是英国的对华政策与中英关系。 乘船抵达吴淞口一周后，日军在上海登陆，费正清赶往北京，他租住在西总布胡同21号，是年六月，费正清在北京迎娶了新娘费慰梅。 不像在北京的许多外国人，费氏夫妇的朋友圈超出了传统西方人团体的界线，他们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建立了深厚又持久的联系。由历史学家蒋廷黻推荐，费正清得到了清华大学的教职，他与蒋廷黻一起研究清朝总理衙门的文件。 1932年，费正清第一次见到了胡适，在一封家书中他这样写：“我很惊奇地发现，胡适就是现代的伏尔泰，他坐在我的旁边，帮我递来竹笋和鸭肝。” 当胡适邮寄给费正清其中文回忆录《四十自述》时，费正清极其惊讶，几乎没有人会这么早写自传。这时，他才明白，在1922年杜威来中国讲学期间胡适担任翻译的重要意义。杜威访问期间，正是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鼎盛时期。 在北京度过的生活令费正清难忘。早晨，金发高个的他穿着中式的长棉袍，在院子里开始中文学习，费慰梅则在另一间屋子中摆弄他的唐朝拓片，她想将它们复原。此外，他们也保留着自己的爱好，骑马、打网球，在月光下沿着北京的古城墙漫步。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费氏夫妇认识了林徽因和梁思成，两人的中文名即由梁思成根据他们英文名字的译音而起，费正清的英文全名是约翰·金·费尔班克。梁思成告诉他，“费正清”的意思是“费氏正直清白”，“使用这样一个中文名字，你可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了。” 在费正清的记忆中，梁思成喜欢吃辛辣的食物，而林徽因则喜欢偏酸甜口味。在梁家客厅，费正清与这个国家的杰出知识分子有了交集，他结识了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还有陶孟和、陈岱孙以及物理学家周培源等。 林徽因在气质上与费慰梅有些相似。晚年在回忆林徽因时，费正清说，“她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有着极其敏锐的感受力和广博的兴趣。在社交场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 可以说，费氏与梁氏的友谊是在艰难时刻同甘共苦所结成的。1934年夏，费氏夫妇与梁氏夫妇作伴，一起在山西滹沱河谷地的磨坊中度夏，在空旷道路上的历险，使四人在艰难的环境中相依为命，不分主客。 在中国待了四年之后，1935年12月，费正清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关税的起源》，离开北平回国。费正清日后回忆，“离开思成、徽因让人黯然神伤，共度的日子让我们已不分你我，难以割舍。徽因成了我和慰梅最亲密的朋友，分别令人心碎。 ” 远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山林中的费氏故居，或许是海外保存有梁思成和林徽因原始资料最多的地方。费氏夫妇与梁氏夫妇两家多年的通信，还有梁氏夫妇的大量照片，资料被分门别类整理，里面一些内容至今未被公之于众。 费氏与梁氏的交往，既有友情方面的交流，也有学术上的互相支持。某种程度而言，费氏夫妇的成就，同梁、林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至少费慰梅坦言自己发表过的一篇论文在建筑界颇有轰动，要归功于梁、林的帮助。1948年，费正清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出版，亦立即寄给已经回到北京的梁思成夫妇。 援助西南联大知识分子 1942年8月，费正清被美国情报协调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任命为中国代表，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长达15个月的中国之行，对他的思想和学术观点，这段时间尤为重要，他对中国的一些朦胧印象上升为系统的知识。 使得费正清改变看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对政府的态度，抗战的艰苦条件，中国的知识分子陷入了极度窘迫的境况。 在到陪都重庆之前，费正清路过昆明与他的故友们再度相逢。此时，林徽因一家已移居昆明郊区，这年9月26日，费正清见到了老朋友梁思成，“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足足有5分钟”。 在1942年给父母的信中，费正清写道：“徽因很瘦，但依然充满活力地张罗家中的一切事务。用餐次序井然，饭后我们开始滔滔不绝地聊天。徽因还是主讲。傍晚五点半就靠蜡烛照明了，所以八点半是睡觉时间……有不少毛衣但没几件合适的，有床单没有肥皂，有笔没有纸，有报纸但是过期的。” 是年11月，费正清访问了四川李庄古镇，彼时的李庄，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金陵大学、同济大学等十多家国家级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纷纷迁驻于此，知名专家学者云集。 费正清在李庄待了一个多星期，由于天气寒冷，大部分时间在床上度过，“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我被学者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感动。依我设想，换作美国人，我想大家一定早已丢下书本转而去寻求如何改善生活条件了。而如今接受过高水平训练的中国学者却接受了原始的农村生活，并继续致力于学术研究事业”。 作为西南联大的两位领袖，蒋梦麟和梅贻琦都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在昆明，费正清见到了蒋梦麟，“蒋梦麟已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但跟梅贻琦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他（梅贻琦）比我记忆中的要更加消瘦，衣着也很破旧，不过为人依然很热情……梅博士的月薪不到600元，一支派克钢笔价格高达6000元……如果向一位教授赠送一支钢笔，就等于送给他高于一年的薪金。” 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都刚搬入临时搭建的住处，位于美国领事馆隔壁的旧剧院的露台，剧院露台上的设施易于破损，但不收房租，“在我们坐着谈话时，一只硕大的老鼠穿过纸糊的天花板，差点掉下来。于是我们说应该买一只猫，但是那需要花费200块钱”。 教授们的贫困状况让费正清吃惊—这里充斥着绝望、悲惨、勇敢面对、互相支持以及思想与行动逐渐衰退，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了三年时间。 而这些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考古学家李济跟费正清说，几乎所有人实际上都在挨饿，李济在当时已失去两个孩子，“他表示知识分子并不介意挨饿，他们只是希望被动员起来，希望所有的阶层能够团结在一起。但是他们看到的却是上层人士过分的铺张浪费和各种不公平现象。因此大量的知识分子迷失方向，其中一些快要死去，另一些则将变成革命者。” 费正清震惊于西南联大老朋友们的困窘：“我个人的战时奋斗目标已经明确，即帮助保护留美归国的中国教授活下去，他们的一些人是我在北京时的老朋友。” 于是，他向华盛顿作了汇报，“西南联大中原清华大学的教员，作为留美归国的中国学术精英，如今却陷入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境之中。” 在费正清斡旋和推动下，从1943-1947年，26位中国有声望的学者，分四批受邀赴美，其中包括金岳霖、费孝通、陈序经、杨振声、林同济、梅贻宝、陶孟和等人。 梁思成一家在西南的流亡时间，费氏夫妇给予的帮助亦十分关键，费正清曾五次由重庆飞往昆明与他们相聚，梁思成请求费正清把他的文章推荐给美国杂志，并告知，如果能成功发表，请用稿费订阅一些杂志。 1944年11月，梁思成由昆明到重庆，两人一同审阅《中国建筑史》图稿胶卷。日本投降当天，梁思成当时在重庆，为了与病中的林徽因共同庆祝胜利，费与梁由重庆乘飞机到昆明，之后又把林徽因接到重庆住了一些日子。 与左翼的交往 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是费正清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除了在上世纪30年代与接受过西方教育、谋求自由的知识分子交往之外，费正清在1942年再次访华时又结识了一些来自左翼人士的年轻朋友，这些朋友基本也深受西方教育影响，同时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 在重庆的中共人士中，龚澎备受费正清的青睐。这不仅因为她年轻漂亮，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而且还有她的坦率和一种使西方男士倾倒的魅力。 龚澎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1937年奔赴延安，曾任彭德怀秘书。费正清在这位小姐身上找到费慰梅所具有的豁达、热情的气质和善解人意的能力，“她的性格中精神饱满的面貌，又有对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心……她除了聪敏之外，在这个到处充满唯唯诺诺声音和消磨时间的城市人群中，她是那个敢于发出不同政见的人。” 这种角色，在舆论开放的美国，本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它往往使西方记者和外交官耳目一新。1943年乔冠华和龚澎结婚时，费正清将一套牛津定制的西服送给乔冠华，作为友谊的见证。 杨刚是另一位帮助费正清了解中国革命的人。杨刚毕业于燕京大学，翻译过《傲慢与偏见》。1937年杨刚接替萧乾主编《大公报》文艺版，由于战乱，《大公报》先后迁到香港、桂林等地，她也随之搬迁。费正清发现杨刚对于中国现实具有极为敏锐的洞察力，从她身上费正清获知了中国知识分子扮演的复杂角色。 通过龚澎、杨刚，费正清还接触到同样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共人士，先是乔冠华，后有周恩来、叶剑英，并与左翼知识分子郭沫若、茅盾交往。 1943年10月，费正清与茅盾有过交流，“他留着一撮小八字胡，个头矮小，看起来像个日本人。他很正派，但比较严肃。他说如今每个人都在出版越来越多的翻译作品，因为它们容易通过审查。不过翻译作品仍有可能会被删减，但从事翻译更有可能赚到可以糊口的报酬，而倘若你靠写文章或短篇小说为生，不小心涉及错误的思想，那么饭碗就不保了。” 茅盾对费正清说，“他所认识的或听说的每位作家，都对审查制度和秘密警察感到不满。他自己一直是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但他认为对孙中山的思想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目前的政党的所为并没有完全继承他的思想。” 也正是在这一年，费正清根据自己的观察总结认为：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与中心，在1943年底，蒋介石已经失去中国知识界的信任和忠诚。 日后回忆，费正清觉得自己对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兴趣受到其家庭影响，即倾向于支持受迫害者的自由主义观点。受此影响，费正清也准备与反对派一同反对既定秩序，虽然他不信奉任何主义学说，但他相信至高无上的法律和个人权利。 在1944年回到华盛顿时，费正清认识到，中国当时的全面改革是必须的，但并不是要改变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最终革命成为唯一的出路，而作为现存革命力量的化身，共产党成为其信仰者生活中类似衣食父母的偶像。” 值得一提的是，费正清的朋友杨刚后来的遭际并不幸运，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身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杨刚自杀身亡。 “那似乎是一个飘逝的梦” 在尼克松访华后的1972年5月，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在离开中国26年后回到北京，开始他在中国为期六周的访问。故地重游，让费正清觉得仿佛是“毕业40年之后的一次同学聚会”。 此时的北京，城墙除了两座城门外都已经被拆除了，这让费正清倍感伤心，他找不回20世纪30年代的美好印象，对他而言，那似乎是一个已飘逝的梦，“城市早已失去了原来的面貌，尽管故宫修整得比以往看起来更加宏伟壮观。” 费氏夫妇见到了许多故人：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费孝通等，他们都是当年“太太的客厅”中的老面孔，只是，主人梁思成与林徽因已不在人世。 最使费正清不安的或许是“文革”时期的政治空气。费正清的故友乔冠华为他举办了一场晚宴，老友钱端升和金岳霖在晚宴上穿着新制服，坐在一个桌角边，尽可能地远离主人。 宴会结束后，费正清与钱金二人在房间里叙旧时，他们都为再次重聚感到兴奋激动，只是他们对于自己的经历只字不提。 费正清提及自己因与钱端升联系而同麦卡锡主义斗争的经历，钱端升并没有说起被指控写信给费正清时的那段相似遭遇。1948年钱端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寄居在费正清家中，1949年钱端升选择回国，1957年钱端升被划成右派分子，在此期间，两人保持着通信联系。 费正清还见到了张奚若。张奚若是“二战”期间昆明自由主义人士中最坚定的个人拥护主义者，令费正清感觉奇怪的是，他变成了一位极力捍卫集体主义的官僚，有一个时期还掌管着高等教育工作，他却幸存了下来，“我们很高兴能再次见面，张奚若滔滔不绝说了很多，但并没有说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对于他奇迹般高升而幸存下来的秘密，我们更是不得而知。” 费孝通刚从“五七干校”回来，在那里他学会了种棉花，他向费正清展示了结实的肌肉，那是给站在墙上的泥瓦匠抛砖时锻炼出来的。费孝通的声音压得很低，被告知不准用英语与我们交谈，“我们感觉我们所有的教授朋友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他们被允许前来欢迎我们，但仅此而已。” 1949年之后，费梁两家之间的联系中断了，林徽因死于上世纪50年代，梁思成死于上世纪70年代初，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在日后的回忆中称：“他们俩都不能再与他们通信，我相信我的父母亲都非常地珍惜与约翰、威尔玛过去的深深友情，虽然他们不能公开地表示出来。无疑，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 当1979年费正清夫妇再次访问北京，梁从诫有机会去探望他们时，冲进了他们住的宾馆，并且紧紧地拥抱他们，“实际上，这为我父母的缘故要比为我自己的多。我知道他们多年来渴望有这一天。这时我已经差不多50岁了，比我父母最后一次见到约翰和威尔玛的年龄还要大一点。1972年，他们自1949年以后第一次重访中国，那时我正在乡下劳动，没有机会见到他们—约翰讲过，对威尔玛和他来说，我父母梁思成和林徽因代表中国，这次回来不能见到这些亲爱的老朋友，好像丢失了半个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