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61“精神教父”豪斯上校与外交协会1829年，安德鲁8226;杰克逊出任美国第7任总统。后人在评价杰克逊时说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现代总统，说他是现代总统是因为他开了“厨房内阁”的先河。所谓“厨房内阁”（Kitchen Cabinet）是指总统本人有一个小小的顾问圈，这些顾问是总统的耳朵、眼睛和嘴巴，为总统收集信息、传递情报、出谋划策和试探政策。他们不是内阁成员，因此不需要联邦参议院的批准。他们只对总统负责，也只忠于总统。总统不得不跟他的内阁打交道，但是常常不相信自己的内阁。杰克逊之后，很多美国总统都效仿这一做法。爱德华8226;豪斯上校（Edward House）就是伍德罗8226;威尔逊总统“厨房内阁”的重要一员。爱德华8226;豪斯缺乏健壮的体格和鲜明的性格，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豪斯上校成为战时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后来，他成了威尔逊最信任的参谋。威尔逊总统执政期间，豪斯上校在美国国内及国际事务的处理上有极大的影响力。威尔逊对豪斯上校的秘密咨询及意见依赖的程度，远超过对自己内阁的依赖。豪斯上校利用什么方法来影响总统呢？豪斯自己曾向朋友史密斯透露，而史密斯又在《星期五晚邮》一篇文章中引述豪斯的这段话：“‘认识总统之后，’豪斯说，‘我发现，要改变他一项看法的最佳办法，就是把这件新观念很自然地建立在他的脑海中，使他发生兴趣——使他自己经常想到它。第一次这种方法奏效，纯粹是一项意外。有一次我到白宫拜访他，催促他执行一项政策，而他显然对这项政策不表赞成。但几天以后，在餐桌上，我惊讶地听见他把我的建议当作他自己的意见说出来。’”可以说，豪斯抓住并利用了威尔逊具有的人性弱点。1917年9月底的一天，威尔逊总统在白宫事务以及“巴黎和会”中的主要智囊人物豪斯上校和名记者李普曼绕过白宫栅栏，走过宾夕法尼亚大街，一直走到通往波托马克河的第17街。他们一边走，上校一边概略地讲述了威尔逊的指示：威尔逊要求豪斯上校组织一些专家为最后的和平准备材料。这一机构必须完全独立于国务院，对协约国不负有任何责任。为了保密，这一机构要设在纽约而不是华盛顿，经费来自总统的特别基金。这个秘密机构就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的前身，它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1918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正式成立。协会成立后，与美国东部权势集团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关系十分密切，互兼领导成员，都得到卡内基国际和平捐助基金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观点、主张都相同，美国的学者称协会为“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宣传分支机构”。一位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理事在20世纪30年代就说，在美国对外政策方面，对外关系委员会具有影响的“深度”，而外交政策协会却具有影响的“广度”。协会还与1925年成立的重要组织——太平洋关系学会关系密切，不但互兼会员，而且在工作上密切合作。太平洋关系学会在制造舆论和在美政府制定亚洲政策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时，该学会遭非难，停止活动，但其工作却由外交政策协会接过来，继续进行。此后，协会与其它一些重要组织，如美国人大会、美国联合国协会等一起在对外事务方面起着影响。|www.aihuau.com|31外交关系协会是美国政府重要智囊团。它的任务主要是广泛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根据权势集团的意图，对重大国际问题组织公众进行讨论，搜集“民意”，发表研究报告，以影响政策的制定。值得注意的是，它对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具有相当影响。从协会的重要领导成员、经费来源及其政策主张来看，主要受洛克菲勒、摩根等东部财团控制。自从外交学会成立以来，所有美国政府都以它提出的政策作为自己的外交政策。历任美国总统中，有不少就是外交学会的成员。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政府不过是外交学会的执行机构。遏制理论也是外交学会的产物。1947年，乔治8226;凯南，一名曾经在德国和苏联服役的军官，与外交学会的一组专家讨论了战后局势。后来，这次讨论的内容被发表在当年7月的《外交问题》杂志上，署名为X。在文章中，凯南首次提出了“遏制”这一概念。从此，“遏制”一词就经常出现在美国政府的战略语言当中。而《外交问题》杂志也成为冷战时期对英美政府要人最具影响力的战略杂志。1971年，路易斯安那的众议员约翰8226;拉里克这样评价道：“外交协会致力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得到了最大的几家免税基金会从财务上的支持，它挥舞着权力和影响力的大棒，在金融、商业、劳工、军事、教育和大众传媒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每一个关心致力于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和自由商业精神的好政府的公民都应该了解它（外交协会）。我们国家捍卫知情权的新闻媒体一向在揭露丑闻方面非常有进攻性，但是在涉及外交协会及其成员活动方面始终保持着令人疑惑的沉默。外交协会是一个精英组织。它不仅在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面上拥有着权力和影响力来保持自上而下的压力，它还通过资助个人和机构从下往上施加压力，来支持把主权的宪法共和国变成一个独裁的世界政府的仆从。”外交协会的成员已有３６００名之众，成员必须是美国公民，包括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银行家、大公司的领导层、高级政府官员、媒体精英、知名的大学教授、顶尖智库的智囊、军队的高级将领等。这些人组成了美国政治精英的“坚强核心”。但是，《货币战争》断言“外交协会对美国政治具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却是言过其实了。外交协会固然影响巨大，但是它也仅仅是美国数量巨大思想库之一。《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最新统计，美国共有思想库1777家。在智库十强国家中，美国的智库比其他九国的总和还要多。其中，美国首都华盛顿也成为全球拥有智库最多的城市，高达350家。在每年的运营经费上，前十强的美国智库共拥有5606亿美元，而非美国的全球十大智库只有1122亿美元。 思想库(Thinktank)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思想库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和需要，它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与国家发展、改革内容与阶段密不可分，更与其自身发展规律分不开。近几十年来，智库在西方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的影响力尤为显著，它以精准全面的分析研判、与政界广泛深入的联系以及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以致有关学者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智库在美国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多种作用，但通常是履行以下四种主要的社会功能：第一，探求和产生新的政策思想，并长期坚持和倡导这些思想和理论，以期得到广泛认同，继而被确认为政策或法规；第二，为政府提供全面、专业、具体的政策方案，尤其是在总统就任前后，竭力对新政权施加影响。例如，在1980年，美国传统基金会推出长达1093页的《领导人的职责》，这本书一度成为里根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手册，并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三，提供和储备人才。一方面，美国智库为政府输出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人才，使这些学术精英“摇身一变”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智库又为政府换届后的去职官员提供重要栖身之处，这使美国智库积蓄了丰富的人脉资源。智库与政府之间频繁地交流人员，形成了特有的“旋转门”现象；第四，智库还具有教化功能，赋予自身教育社会和公众的责任。美国智库一般的研讨会都对公众开放。这样既可以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扩大影响力，又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公众接受和认可自己的政策和理论，从而造成有利于这些理念实施的社会民意基础。
这些智库观点各异。例如对中国的态度。影响巨大的三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张与中国进行贸易合作、共同反恐；而兰德公司则主张“遏制+接触”，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以“维持台海现状”为基调；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则主张建立并巩固中美高层对话机制，“除非台海两岸都有要求，否则美国不应在两岸之间扮演调停角色”。这些智库“各唱各的调”，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决策，但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绝对没有、也不可能如《货币战争》所想象的那样“美国的内外事务的决定权已经不在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手中，而掌握在超级精英俱乐部的小圈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