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8 银行法是怎样产生的1857年恐慌是第一次“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建立于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工商银行倒闭了；贸易的衰退影响了众多商品的价格，巴西咖啡价格的下跌在巴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类似的价格波动还发生在南非和远东。美国许多州，包括纽约、俄亥俄、印第安纳和田纳西等，都采取了合并和共同保险以降低各家银行的紧张状况。这场恐慌正式结束是在1861年，当时，经济方面的担忧逐渐平息，美国进入内战时期。国会需要组织收入，稳定经济以筹措军费。1861年，内战爆发后不久，国会批准了联邦收入税；此后不久，财政部首次发行纸币。次年，国会修订了直接税和国家纸币的发行。
1862年的《国内收入法》新增了许多生财之道。把收入在600到10000美元之间的收入税税率提高到3%；新增了一个税级，收入在10000美元之上的，适用税率为5%。该法还新增了多项业务许可，并对白酒、烟草、扑克、游艇、台球、珠宝、报纸广告等征税，实际上，几乎是对神职人员和邮票之外的所有行业都进行课税。最后，还对工业制成品和成品肉征收增值税，开征遗产税，对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就其总收入和向投资者支付的股利和利息也征收税款。此外，国会也通过《法定货币法》由财政部发行了大量的货币。1862年的《法定货币法》规定发行“绿钞”，这种美钞以其首次用绿色印刷而得名；并且，这种美钞的发行无需贵金属准备。通过这一法案，国会首期发行了1亿5千万美元的国库券，当年以同样的形式又发行了1亿5千万美元；1863年，又先后两次发行债券，一次为3亿美元，另一次为4亿美元。国会授权财政部长确定私人印钞公司设计、印制美钞。钞票一经发行，即直接进入流通，而非仅在银行和票据交换所使用。|www.aihuau.com|23然而，绿钞的发行受到了攻击。1870年，赫伯恩诉格林斯沃尔德一案要求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绿钞能否用于清偿一切公私债务。首席法官沙尔门8226;P切斯（Salmon PChase）认为《法定货币法》违宪，因为，无准备的纸币会贬值，而以贵金属为准备的货币则不会；因此，国会没有把货币从金属转向纸质的权力。不过，故事并未结束。13个月之后，法院撤销了此案的判决。首席法官斯特朗（Strong）认为，“法院不宜裁决国会行为的适当性，只能是裁决其行为是否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内。”法院的判决也确认了国会发行绿钞的权力，法院认可了绿钞是偿债的法定货币。此案也引起了尤利塞斯8226;S格兰特（Ulysess SGrant）的注意，他公开反对赫伯恩的观点。正是格兰特总统任命了斯特朗为首席法官，因而他对此案的结果非常关注。此案在法庭上引起了广泛的辩论，判决意见长达224页，包括16页的赞同意见和111页的不同意见。法院以4对3的多数赞同国会发行绿钞的权力的裁决。如同建立国民银行一案一样，国会管理国家金融事务的问题引起了争论。最终，美国政府的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和审判机构作出决定，国家经济需要联邦管理。直至19世纪60年代，银行几乎全部由各州管理，联邦的干涉微乎其微。国内战争充分表明，国家需要进行整体管理，银行体系也不例外。内战要求增加政府资金，为此，国会颁布了1863年《国家通货法》，后经修订并被1864年《国民银行法》所取代。这两部法案给予了联邦政府继续控制这一未建有中央银行的银行体系的权力。《国民银行法》内容广泛而明确。它继承了《法定货币法》，确立了替代现存州银行货币的国家货币。这一法案还规定对州银行的纸币征收10%的税，这样一来，使用这种纸币就很不划算了。虽然这种税是歧视性的，不适用于联邦纸币，但却在韦思银行诉费诺一案中得到确认。法院认为，对州银行纸币的联邦税无异于联邦财产税。法院判定，联邦政府有权向“州许可的特许权”征税，因为“特许权也是财产”，也“完全是课税对象”。由于联邦政府有税收权，因此，法院“不能要求立法机关对政府实施其被认可的权力施加限制”。除创立国家货币之外，《国民银行法》还确立了银行的国家许可权。统一许可创立了国民银行体系，也推行了统一的银行标准——同时适用于州银行和联邦银行。这是朝着国家金融集中迈出的一大步。统一银行管理的创立和国家货币的推出共同方便了内战债券的发行。国家许可体系是州银行体系的补充，并不取代州银行体系。各州的银行规定一般较联邦规则宽松，这就吸引了不少银行家经营州银行。由于州银行开始为储户开设支票账户，这种账户是免征上述10%税的，因而受到欢迎，州银行也得以生存下来。州银行和联邦银行的共存造就了一个双重银行体系。国民银行法创立了州银行和联邦银行并存的体系：联邦银行由联邦政府颁发许可、实施监管；而州银行和私营银行则由州政府负责。因而，这一体系是汉密尔顿理想和杰克逊等人理想的折中。联邦银行体系允许国会在国家货币的流动和供给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出现地区性和全国性危机时，一个单一体会及时提供救助。州银行也大有用武之地，规模小、反应快，能够更方便地为当地提供信贷。这一体系经受住了1869年、1873年、1884年、1893年等一系列经济危机的考验。作为一个国家，美国在1787—1893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需要一个能够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国家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双重银行体系的出现，这一体系将集中管理的优点与地区化服务的灵活性结合了起来。美国银行体系是在不断的试错中发展起来的，对不断演化的、经常是难以预见的需求进行适应是银行体系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但是《货币战争》却把1863年国家银行法称为“致命的妥协”。它说，因为战争到了最紧要的关头，林肯需要更多的绿币去赢得战争才不得不向国会的银行家势力低头，签署了1863年《国家银行法》。该法案授权政府批准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发行统一标准的银行券（除了发行银行名称不同），这些银行实际上将发行美国的国家货币。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银行以美国政府债券（Government Bond)作为发行银行券的准备金（Reserve)，实际上将美国的货币发行和政府债务死锁在一起，政府将永远不可能还清债务。《货币战争》说，“国际银行家把英格兰银行模式复制到美国的阴谋终于得逞了。从此偿还美国政府永久的和永远增加的债务利息，就像一根绞索牢牢地套在美国人民的脖子上，越挣扎越紧。到2006年，美国联邦政府共欠下8万6千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的债务，平均每一个4口之家，要摊上11万2千美元的国债，而且国债总额正以每秒２万美元的速度增长！美国联邦政府对国债利息的开支仅次于健康医疗和国防，2006年将达到4000亿美元之巨。从1864年开始，银行家们可以世世代代享用国债利息这一美餐。仅仅是由于政府直接发行货币还是政府发行债券而银行发行货币这一点看似不起眼的差别，就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不公平。人民被迫向银行家间接缴税，为了原本是他们血汗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和货币！”对于这种论述，有两方面的指责。一个是经济学方面的指责：“债务与货币死锁在一起，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债务永远增加，直到债务货币遭人彻底抛弃或者其利息重负压垮自身经济发展……从本质上看，储备金制度和债务货币体系是长期通货膨胀的元凶。”另一个是社会公平方面的指责：“人民未来的税收不应被抵押，更不应该抵押给私有的中央银行……美元的发行量越大，（美国）人民的利息负担就越重，而且世世代代永远无法还清。” 遗憾的是，这两个指责都不够准确。针对第一个指责，在一个经济中，债务总量的增加未必一定就是坏事，前提是经济本身的总量也在增加。换句话说，如果你把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也好都看成一个“公司”，只要在这个“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总的资产在增加，总的负债相应地有所增加就不一定是问题。你的“所有者权益”（也就是一个经济或者一个社会中的公民财富）那一栏的变化既不简单地取决于总资产的变化，也不简单地取决于总负债的变化，而是取决于总资产和总负债的相对变化速度。至于储备金制度，这是现代银行商业模式的一个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银行如果拿进来1美元，也只能借贷出去1美元，扣除了利息支出，银行业在整个经济中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价值损耗。针对第二个指责，从本质上说，所有现代金融产品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抵押”为基础，要么抵押现有的资产，要么抵押未来将要产生的现金流。资产抵押证券就不用说了，即便是普通的公司债和公司股权，其实也都隐含着“抵押”的概念——债券是以可以用于还债的现金流为“抵押”，股票则是以未来可以用来分红的利润为“抵押”。正如一个公司可以把它未来的现金流用来抵押发行债券，一个主权国家同样可以把政府未来的现金流拿来抵押。两者没有太多本质的不同。至于人民的利息负担是否越来越重，我们只需要看两个最重要的参数，那就是利率和税率。今天美国的利率水平同40年前的60年代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变化，公司所得税率同40年前相比还略有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