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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每次改朝换代都伴随着新旧政权的激烈斗争，我们不清楚擅长做买卖的商人是否采取过贸易战争，但从后世对商人的厌恶程度来看，似乎有贸易战争给人留下的痛苦记忆。周王灭商后，发明了严格的封建制度，创立井田制，也就是把大块土地划分为小块，按照亲疏远近和功劳大小，把执政者掌握的土地分派给亲戚和功臣，让他们自己去开发和管理。周王朝拒绝把土地分给商朝遗民，但允许他们继续做买卖。这样，“商人”就成了社会地位很低的游民。在中国古代主要的四种社会职业等级划分中，排在最前面的是知识分子（士）、后面跟着的是种地的农民（农）和做工的工人（工），商人排在最后。这种身份一直延续到后世。汉朝的时候，商人被称为贱人。《汉书》记载，“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以献为名者。”说的就是穿梭在丝绸之路的商人，因为地位低下，所以不得不假借使臣之名从事贸易活动。到了宋朝，朝廷更有商人穿鞋必须着一黑一白之劣规。直到今天，尽管成功商人成为最受追捧的对象，但商人职业本身仍然受到人们内心的抵触和口头的非议。无商不奸，是消费者对商人的防范警句。无奸不商，似乎也是商人对自己职业特点的描述，就是说太老实做不成生意。有一些商人被称为儒商，目的就是为了与儒家所鄙弃的奸商有所区别。但商人也有出人头地的办法。早在战国末年，商人吕不韦在遇到秦王庶出的孙子后，以商人的眼光认为“奇货可居”，于是便出重金资助他打通关节，当上太子，一年后当上国王。此人就是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吕不韦的投资得到了巨大的回报，他被秦庄襄王任命为丞相，秦始皇登基后更把他任命为相国，尊他为仲父，是当时最有实权的人物。从西周开始，知识分子就成为最高尚的职业。此后，中国便有了尊师重道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受到重用，不仅是因为他们能治理国家，更主要的是他们能帮助列国竞争。其中一些重量级的士，跑到哪里，哪里就兴旺发达；离开哪里，哪里就内外交困。按照易中天教授的说法，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远超过他们的王公贵族老板，属于劳动者中的贵族，有的还好比白领做大了，不把老板放在眼里。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格局后，士逐渐多了起来。《荀子8226;大略》曾说：“学者非必仕，而仕者必如学”。科举制的实行，将天下士人的聪明才智都吸引到了读书做官的道路，“学而优则仕”几乎成为读书人的唯一追求。科举制度的雏形出现于2000多年前的汉朝，正式形成于6世纪末的隋朝，到1905年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在中国存在了1300年。在实行科举制度的历史时期，除了皇帝、贵族等极少数世袭者外，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科举出身。科举制度及其造就的官员和文化大军，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文化奇观。每逢开科取士，读书人总是趋之若鹜。进士及第还只是踏向位极人臣之路的起点，只取得了做官的资格，正式做官还要经吏部挑选。回首历史不难看出，比起以前的世袭制和举荐制，科举制度确实是一种进步，具有公平、公正、公开、参与广泛、唯才是举等优点。世袭制的弊端不言而喻，官吏的选举面只能锁定在名门望族。举荐制虽破除了血统的限制，但没有统一的标准，被举荐的人无法平等竞争。而科举制却首先向所有的士人敞开大门，不论富贵贫贱和门第高下，都可报名应试。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仇恨知识分子的时候，远的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近的有改革开放前的“臭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