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自上而下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自下而上的力量一直被压抑，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的政治地位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自下而上的声音也日益响亮。由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都仍然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质疑，至少是以温和方式的质疑是允许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不容置疑。
2001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江泽民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把这个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12亿人口团结在现代化事业之下，那么“整个国家早就变成一团散沙了。”人们可以就做一粒散沙还是集体中的一份子哪个更好进行争论，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如果没有邓小平坚定的总体目标，中国经济奇迹的速度、进步和成功都不可能实现。无论“人民”的定义如何，它都是中国政治体系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等。在与约翰一次私人长谈中，江泽民主席熟练地引用了林肯总统盖茨堡演讲中的结尾部分：“民有、民治、民享”。这是约翰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如何理解人民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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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巨变》一书中，哈佛大学前访问学者吴晓波还讲述了杭州市萧山区一位农民的故事。他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好多年，没有人注意到他在搜集废铁。1978年秋天，鲁冠球一定是想到了利用这些旧材料的好方法。考虑到当时汽车的数量还不多，我
“大树不应参天，”当有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赚太多钱的时候奥地利人总会这样说。在中国，大树所触碰的不是一般的天空，而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天空。邓小平曾宣布新的市场经济是“任何社会体系都适用的优化产品分配、提高生产力的有效手段。
从1980年开始，中国首先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的厦门和海南省。后来，中国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在一些大中城市设立了15个保税区、54个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高新科技园区。中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们在
在决定目标和策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首次提出了“主要矛盾”的概念。中国现代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新的主要矛盾息息相关。在这种大背景下，为引领中国进行历史上最大的转变，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了一个新的主要矛
历史上适用于中国社会的东西现在仍然适用。在一定规则内行事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都是遵循一定规则的，包括一些我们自己所制定的规则。但是，一个纵向民主体制的规则是不同的，它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之上，而且要努力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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