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806年，美国前副总统艾朗·布尔（Aaron Burr）被指控阴谋肢解美国，大家都相信他想把美国重新置于英国统治之下。一时之间两国民众敌意急剧上升，战争的阴云密布大西洋两岸上空。除此之外，英法之间的战争使英国施行封锁欧洲大陆的禁海政策，美国与法国的贸易因而大受影响。英国海军还经常在距离美国海岸不到3英里的区域执法，明显侵犯了美国领海，美国方面百般交涉，英国照样我行我素。双方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升高。另一个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第一银行问题。第一银行是1791年建立的美国第一家私有中央银行，巴林家族乃是美国第一银行的大股东之一。托马斯·维灵正是美国第一银行的董事长，他和巴林是近30年的商业老伙伴。1791年美国政府授权美国第一银行成立时，只给了20年的有效期，第一银行的运作将在1811年届满。美国内部对第一银行的成立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最终反对派意见占了上风，美国政府在1811年3月3日停止给美国第一银行新的延期，第一银行关门大吉。此事对拥有美国第一银行70%控股权的英国银行家来说，是个极大的刺激。巴林、罗斯柴尔德等人的核心利益受到严重挑战。
对于巴林家族而言，这同时也是一次难得的好机遇。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机会。特别是对于巴林家族这样在英美两边都能通吃的人物更是如此。战争爆发，英美两边的国债发行势必扶摇直上。此时巴林在大西洋两岸都主导着债券承销业务，这一把赚下来，顷刻就能达到富可敌国的高度。同时，战争势必迫使经济弱小的美国深度负债，从而在金融上加大对巴林的依赖，没有钱如何进行战争？美国政府最终必然在政治上屈服，同意私有中央银行在英国银行家的控制之下运作。这时候，巴林再出面做好人，两边劝架，在英美双方都赚个好人缘。1812年，英美战争终于爆发。情况发展不出所料。战争打到1814年，美国就已债台高筑，7月出售的600万美元的战争债券，在市场上以惨不忍睹的2折出售。不仅当年的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入不敷出的局面，而且1815年的战争经费也毫无下落。美国海军部长威廉·琼斯惊呼：“必须紧急行动起来，而且要快！不然我们将会出现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局面，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维持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而且还要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这位可怜的海军部长就像乞丐一样翻遍了国库的每一个角落，试图找到起码的资金来维持一些最紧迫的军事防御行动。海军水手的招募完全陷入了停顿，因为“水手们没有现金是决不上船的”。战争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军工厂由于缺乏资金已经完全停工了。弗吉尼亚这个美国“最民主”的州，因为缺乏粮饷发生了士兵哗变。新罕布什内尔州由于没有现金改发国债给退役军人，“激起了他们痛恨政府”。其他地区的军队宣称如果不能及时领到薪水，他们将占据军营，并贱价出售政府财产。士兵被拖欠军饷的时间已长达6~12个月，个别地区甚至更长，士兵们甚至一年连可怜的30美元薪水都拿不到。许多地区的军队出现大量逃兵，军官们非但没钱去抓捕逃兵，甚至连在当地发广告要求举报逃兵的费用都出不起。新英格兰地区的军事监狱因没钱运转而解散，纽约的战地医院药品和补给早已耗尽。政府官员和军队官员有时不得不以私人名义向别人借钱来应付一些最紧迫的开支。[11]战争永远是一部吞噬财富的巨大机器，没有钱想打一场长期战争是痴心妄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金钱又是战争的主人，它既是战争的目的，又是驾驭战争的工具。国际银行家们正是深谙此道，才酷爱战争。在战争中他们不仅可以大获其利，更能驾驭政府，左右战后政策，更好地实现长期盈利的战略目的。在战争中，作为英国公民，巴林自然不能在伦敦市场上公然资助美国，不过在欧洲其他城市通过他们的代理人承销美国债券，那是谁也管不着的。巴林家族不仅积极计划战争结束之后重返美国市场，甚至在战时继续为持有美股的投资人支付股息。1813年，美国政府终于在7月间派出代表团赴欧洲与英国进行和谈。美国人以为英国会欢迎俄国作为调停人，于是首先赶赴圣彼得堡。弗朗西斯的儿子亚历山大·巴林开始粉墨登场，向英美政府两边卖人情了。他充当美国代表团团长加拉庭（Gallantin）和英国外相卡斯尔雷（Castlereagh）之间的协调人。他告诉他的美国朋友，英国人绝对不会欢迎俄国人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他在信中指出：“在一场家庭争端之中，外人的干预只会起到负面作用。”加拉庭最终在1814年3月抵达伦敦。加拉庭的儿子詹姆斯抱怨说：“我发现比起巴黎和圣彼得堡来说，伦敦要无趣得多，我们并不处在一个受人欢迎的环境，我们经常受到很多人邀请，但是总感觉到有些拘束……唯一让我们感觉真正自在、真正受欢迎的地方是在巴林先生的家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在巴林家族的“酷爱和平”的感召之下，1815年英美两国最终实现了停战。巴林和其他英国的银行家们成功地发了大财。美国政府屈从国际银行家的压力，在1815年12月承诺成立第二个私有中央银行——美国第二银行。巴林如愿以偿，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内，他一直掌控着英美跨大西洋贸易和金融命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