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马拉松赛对现代城市的意义，其实远不仅是全民健身，增强体质，它还能起到提升市民归属感、凝聚市民精神、塑造城市文化的作用。最值得注目的是，它在促成一个目标：让城市真正成为市民的城市。 亚细亚的城市为何没有“广场” 城市是市民的城市，这仿佛是不言而喻的一个简单道理。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马克思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述中就说过，在亚细亚的古代，城市只是“王公的营垒”，是“经济制度上的一种真正的赘疣”。这与西方古代的城市不同，与近代世界的城市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区别主要就在于一者是“王公的城市”，一者是“市民的城市”。 与建立在小农经济之上的华夏文明不同，欧洲文明自古希腊以来就具有鲜明的城市特征。亚里士多德著名的“人是政治的动物”的说法，其实完全是基于古希腊城邦社会而言的。在西文中，政治（politics）的词根就是城邦（polite），亚里士多德这句名言其实可以笼统地理解为人是“城邦的动物”或“城市的动物”。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生活在城邦中，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才能算一个“人”，否则“非神即兽”。古希腊城邦以民主政治彪炳千秋，城邦国家公共生活极为发达，比如有享誉盛名的运动会。公共生活也使得古希腊人长于公共辩论。 古希腊之后，欧洲世界也从未实现过像中国那样的郡县制大一统，在罗马时代及漫长的中世纪，主要以商业贸易为目的建立起来的众多城市对西方文明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类城市商业发达而政治色彩相对淡薄，具有较强的自治性。圣经新约中的保罗就是沿着商业航线，穿梭在罗马帝国的各大城市传教，保罗书信多以这些城市命名，如以弗所书、哥林多书，等等。而且后世的历史学家早就有权威的考证：城市越大，商业越发达，基督徒也就越多。到近代，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王公贵族统治、由市民自我管理的“自治市”如威尼斯等更是成为资本主义与现代文明的发源地。 源远流长的城市化、市民化特点正是传统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重要区别点。说亚细亚城市只是“王公的营垒”，要义即在于说古代东方的城市并不是“市民的城市”，而是“王公的城市”。这种“王公的城市”不是以商业为目的建立起来的，而基本上就是政治、军事堡垒。这里的商业也可能相对发达，但基本上是围绕着王公贵族的奢侈消费服务的。所以这种商业并不是整个国家经济系统的有机部分，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赘疣”，砍掉亦无妨作为帝国基础的小农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 关键就在这里，在这种“城市”中，并无西方城市意义上的“市民”。住在城市里的那些谋生者，完全无权参与城市管理，他们是地道的被管理者，是看客、过客，也就不可能产生西方市民那样的公共精神、市民观念。 在这样的城市中，也当然没有什么以“凝聚市民精神”为目的的公共活动，甚至完全没有这样的设施、场所。比如，从古希腊以来，“广场”就是西方城市布局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广场历来被视为“城市的心脏”，“只有来到广场才算是真正抵达这座城市”。广场必不可缺，因为它是市民集会以决定或参与城市重大的政治、宗教、商业等公共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市民意志的表达、形成的舞台，是市民文化、城市精神形成的主要载体，重要性不言而喻。自古以来西方城市的著名广场数不胜数，如古希腊的普南城广场，罗马的圣彼得广场，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等等。 而中国古代城市，不是市民的城市，也就无需建立这样的让公民举行公共集会的场所，所以中国古代城市缺乏广场。为体现官家权威，衙署的前庭或许很宽大，但那不供市民公共活动使用，相反，还要求肃静、回避，严禁市民入内。 再比如，市政厅（city hall）这种西方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在中世纪欧洲即已出现。市政厅不同于中国古代城市的衙署，也不同于当代中国城市的市政府办公大楼，市政厅的特点在于它既是市政管理机构的办公场所，也是市民举行公共活动的场所。像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的市政厅多是些二层建筑，上层办公，底层则是市民集会，举行各种公共活动的厅、廊。 近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城市成为真正的工商业中心，成为国民经济的关键要素，但“王公的营垒”这个漫长而深厚的亚细亚古典传统不是一朝就能挥别的。城市中，市民的主体地位还远不到位，市民的自我意识远未觉醒，看客心理根深蒂固。没有真正的市民，城市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城市”— 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自治的共同体。 近年来，各城市竞相兴建广场，但目的主要是美化城市，广场主要发挥景观功能，而非实质性的公共参与功能。当然，现代城市广场已不可能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作为公民集会进行日常政治决策的场所，近代以来的西方，一般设于市政厅的市议会，成为民意表达的主要舞台。但考察人类城市史，这一点却需明白，城市广场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市民参与城市公共管理的象征，是市民城市主人地位的象征，是市民对城市的统治权的象征。 马拉松还是一种精神锻炼 广场是城市的心脏，广场属于人民，广场象征着各种公共活动，这些公共活动又恰恰是培育真正的市民观念、促进市民意识觉醒的途径。
马拉松赛就是典型的具有城市性、市民性的公共活动。它源自古希腊城邦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对公共精神的纪念。它以城市冠名，是属于整个城市的盛会。它门槛低，可接纳大批市民踊跃参与，人们既是观众亦是选手。当市民们换上轻装，跑过自己熟悉的路桥、街巷，重新发现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的美丽与温馨，在感动之余，他们或可意识到，自己不是被动的被管理者，而就是这美丽城市的拥有者、主人翁。 广州马拉松，市民们从花城广场起跑，一江两岸，羊城美景，如画中行。兰州马拉松，市民们沿着黄河跑，一路树成荫，高楼林立，河山壮阔。许多兰州市民都表示，跑过之后，才发现这个城市的美丽。航拍画面美不胜收，也改变了许多人对兰州贫穷落后的旧印象，让市民们自豪不已。 这样的全民参与的健康向上的公共活动，无疑有助于市民意识的觉醒，有助于让市民成为真正的市民，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此类市民性公共活动太少，也正是城市缺乏活力与创造力的表现与重要原因。据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段世杰介绍，美国去年一共举办了780多场马拉松，日本去年则举办了200多场马拉松。鼓励此类活动的举办，尤其是鼓励民间组织举办此类公共活动，是塑造现代市民、激发城市活力的好路径。根本上，只有把城市真正还给市民，让市民成为城市的主人，成为治理城市的主体力量，城市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马拉松赛传达的生活理念也与现代市民的生活方式特别契合。 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是西方世界城市化突飞猛进的时期，但这一时期市民以新兴的产业工人、蓝领工人为主，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收入低下，无体力也不需要从事马拉松式的锻炼。 从20世纪中期开始，随着所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西方国家，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机器大量取代体力劳动，加上传统制造业移至国土以外，人们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体，收入殷实、工作体面的白领工人大幅上升，蓝领工人则大幅下降，以“白领”为主体的新中产阶级诞生，他们成为市民的主体，成为社会的稳定器。这时，市民们在体育、文娱等方面才产生富有个性与趣味的消费需求。 当代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各大中城市也正走向这样的“后工业社会”，市民中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逐渐成为主体。他们在“衣食足”的前提下，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也正是目前中国城市马拉松热兴起的重要背景。 可以说，马拉松热的兴起，无论从促成中国市民精神的觉醒来看，还是从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要求来看，都正其时也。现代城市是中产阶级统治的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中国的中产阶级需要马拉松式的运动，既锻炼其体质，又锻炼其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