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广东现代舞周办至第十届，专访创办人曹诚渊 曹诚渊穿着广州街头常见的休闲白色背心和短裤，还有棉袜和拖鞋，像一个平常的广州大叔。但提到中国的现代舞，曹诚渊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名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生于香港的他就为中国现代舞的发展和推广不遗余力：2004年，他在广州创办了“广东现代舞周”，随后在北京创办“北京舞蹈双周”—这两大舞蹈艺术节已是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舞活动。 历经各种波折，“广东现代舞周”在不知不觉中即将走到第十年。 现代舞不是演别人，是做自己 曹诚渊总是会被问到同一个问题：“大众看不懂现代舞怎么办？” 他则不厌其烦地回答，现代舞永远属于小众。“大众不关注也看不懂现代舞，没关系啊，因为这本来就是给小众准备的艺术，它出现是时代的必然，但现代舞永远是小众的，孤独的，”他笑着说，“艺术家本来就要耐得住寂寞嘛”。 即便是今天，对于大部分现代观众来说，现代舞仍然是一门“曲高和寡”的艺术：这种20世纪初才诞生的舞蹈，是为了对抗古典芭蕾的保守刻板和因循守旧，主张身体的自然与解放而出现的。然而，和传统舞蹈追求美不一样，现代美更加追求自我的表达，对于大多数更喜欢看传统美的观众来说，那些抽象而个性的舞蹈动作恐怕很多时候都“看不懂”。 曹诚渊认为传统的舞蹈虽然存在多种风格，但永远是在扮演一个角色，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都是把自己模拟成另一个角色，他躲在角色后面，像做戏一样。现代舞则是做自己—“我就是我”。 “现代舞就是你走进一个剧场里，灯光暗下来以后，黑黑的，大家的心情也安静下来，有一个人安静地用他的身体阐述他内心的世界，你作为一个观众能否进去他的内心世界……这就是现代舞，”他说道，“就算现代舞有故事，也是很虚的，是借助那个故事来说自己的话，这是现代舞有趣的地方。” 他也因此拒绝了很多电视媒体的邀请，比如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和《奇舞飞扬》，在他看来，这种相对小众的艺术不适合放在大众选秀节目上播出。在有限的几分钟内，根本没办法表达他所认为的现代舞。 “就算全国都知道我们广东现代舞团的名字，代表他们都喜欢看现代舞了吗？他们只是喜欢看电视上的现代舞而已。只能是伴随着你本身的提升去慢慢了解这种文化，没有这个提升，只靠文化去迁就你，这个东西就会弄得四不像。” 艺术家的存在会证明自己的重要性 1986年夏，时任广东舞蹈学校校长的杨美琦参加了被称作“世界现代舞麦加”的美国舞蹈节，回来后，深受鼓舞的她找到当时的广东省文化厅厅长唐瑜，要求在广州开创全国现代舞之先例。在她的努力下，1987年9月14日，广东舞蹈学校现代舞专业实验班正式开学了，曹诚渊就是这一届班的导师之一。 在没有进入内地舞蹈界以前，曹诚渊在香港现代舞界其实已颇具影响力。1979年他就创建了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与台湾林怀民的“云门舞集”交相辉映。 “我在1987年来广州开始教课的时候，周围很多人说内地很闭塞，不像香港那么开放，”他回忆道，“那我得说，不到十年之前，香港也很闭塞，但是有一群艺术家在坚持，忍耐寂寞，不要急着追求名利，他们的存在会告诉别人他们的重要性在哪里。“ 在曹诚渊等人的努力下，由国内各舞蹈学校和舞团挑选的20名学员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专业的现代舞者。1992年，中国第一个专业的现代舞团—广东实验现代舞团成立，作担任艺术总指导的曹诚渊对团长杨美琦提了一个要求：“政策的问题你告诉我就可以，我愿意妥协。但是艺术方面要我说了算。” 尽管如此，1998年，受不了行政运作模式和对拿奖的要求，曹诚渊选择离开了舞团。1999年起，他开始兼任北京现代舞团艺术总监。 “其实1998年之前，舞团发展得挺好的。我离开之后发展也不错，但是当时舞团有一个观念—‘中国人不懂看现代舞’，于是倾向于去外国演出，”曹诚渊说道，“但事实上中国有很多喜欢现代舞的观众，我们每次演出的受关注度都很高。” 但是他和广州的缘分没有就此了断。2004年，时任广东省文化厅厅长曹淳亮亲自到香港找曹诚渊，希望他能回来帮助广州现代舞团的发展，这也是“广东现代舞周”成立的契机，曹诚渊希望能在广州设立一个真正聚焦现代舞的艺术节。“当时我们想取名叫‘现代舞节’，但是官方不鼓励搞太多‘节’，所以取名‘现代舞周’，不过现在现代舞周的规模完全是国际上的‘艺术节’的概念。” 广东现代舞周再度回归 2005年8月，离开北京现代舞团的曹诚渊，又在北京创立雷动天下现代舞团，他也将广东现代舞周的模式带到了北京，创办了国际舞蹈双周。 另一方面，广东现代舞周每年在人力、资金、节目及营运模式上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2011年，在第8届广东现代舞周发布会上，主办方宣布活动结束后将“暂别舞台一年”。 曹诚渊认为，广州的务实开放让现代舞有了开端，广州的过于实际也让现代舞受到阻碍，商业化的要求让本来就偏小众的广东现代舞周在这座城市有些举步维艰。 “在每年的舞蹈周，全国很多观众来到广州，剧场很火，大家认为我们赚了很多钱，以前我们在舞蹈学校租排练厅是50块一小时，突然间就提高到500块一小时，仿佛我们成了大肥羊，大家都过来宰。”曹诚渊遗憾地说道，“当大家都开始用一种很商业的眼光来看这个东西，那就不是真正在搞文化了。” 但作为广东文化的品牌，官方还是坚持要把“现代舞周”留在广州，2012年，在比往年多等了4个月后，第九届“广东现代舞周”终于再度回归。这一次，是由文化厅主办，广东现代舞团协办，并有一个独立运作的团队和办公室。 “了解艺术的人会把‘大师’看成笑话” “云门在台湾就等于我们的《东方红》” 时代周报：听说你不太主张演员过多地比赛，拿奖项？ 曹诚渊：在我看来，甚至不是过多，而是不要。国际上真正优秀的现代舞演员是不去比赛的。我们上世纪90年代初刚刚建团的时候必须去比赛是因为国家派我们去，我们每次都拿金奖，甚至三个舞蹈去比赛，金银铜都是我们的，当时我们被称为“金奖专业户”。实际上那是因为国际上的比赛都是学生参加的，专业演员都不去，只有中国才这么怪。 中国所有的舞团都是国家养的，加工资、评职称要看这个东西，这是中国特有的怪现象。当然一比赛可以吸引更多的目光，但大家只是为了比赛，评委喜欢什么就表演什么，艺术就没了。现在很多比赛更恐怖，要比赛得先给6万元活动费，要保证拿铜奖得先给20万，银奖再加码，金奖则没有钱可谈，因为已经定好了。所以我觉得搞舞蹈、搞艺术的最好少牵扯到里面去。 奖项对我们来说不重要。如果观众是冲着演员获了奖来看，那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观众，我们更不必为了这些观众而去拿奖。我们很清楚我们需要吸引的是哪些观众。要看拿奖的观众可以去剧场看普通的表演，那里有闪光灯闪来闪去。但来看现代舞的观众都是很安静的，偶尔有第一次来看的观众拿出手机拍照，旁边立刻有人提醒不要拍。 舞蹈周也有很多前来参加的地方团队，如一些学校和单位。有些会问我们舞蹈周有没有奖，我们说有，你要就给你，而且一定是金奖，千万不能是银奖，因为如果是银奖领导会问你有多少金奖，给你金奖就不会问了。我们有很多金奖放在那，要就可以拿。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团都来拿奖，但多拿几次，大家都觉得很无聊。奖项其实不重要，最后自己的生存不是因为你拿了多少金奖，而是你的艺术到底是不是真正内心发出来的东西。 时代周报：现在说起现代舞，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林怀民的云门舞集，或者经常出现在综艺节目里的金星。 曹诚渊：这没有关系，那些关注云门、金星的人有文化之外的不同想法，让他们去关注好了。但如果真正关注文化、艺术的人一定知道广东有一个很棒的现代舞团，北京有一个雷动天下。 我刚去北京接管现代舞团的时候，金星刚走。那时北京现代舞团不能上央视，因为金星是变性人。当初他们演出，观众爆满，我在下面听到有人说‘我在看人妖表演啊’。我不评价这位观众，我想说的是有些人并不是单纯为了艺术去看他们表演，云门也是如此。
20年前，云门舞集在1993年首次来中国大陆演出，演了一台节目叫《薪传》，非常轰动。云门舞集创办之初的口号是“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当时很多权威人士说这是真正的中国现代舞，中国的现代舞就应该这样。云门舞集《薪传》的首演是在1979年，首演当天正是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的那一天，全台湾的观众都知道云门的《薪传》是“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但都是一边哭一边看的。它所代表的已经不只是纯粹的艺术，而是有很多的民族情绪在里边。说白了它在台湾的意义就等于我们的《东方红》。我跟林怀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在台湾一起坐上的士，司机认出了林怀民，下车时不愿收钱：“把这钱给云门吧，加油！”这还是单纯艺术的感情吗？ 2000年我带北京现代舞团和香港城市当代舞团两个团去法国里昂的艺术节演出，那年也邀请了云门。香港团去的时候没有人来接机，团员自己买机票，自己打车去剧场，演完就回来。当时北京现代舞团被邀请是件很大的事情，演员出发之前，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亲自打电话给大使馆的司机，交代第二天六时准时接我们团，送我们去六小时车程外的里昂。司机问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大使也交代我们要好好表演。云门来又是另一番情形。云门一到就有很多记者围着，台湾当局也给他们印了非常精美的册子派给记者。不过那次云门也差点没演成，因为当时纠缠于“中华台北”还是“中国台湾”的称谓问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很多研究者连现代舞是什么都没搞清” 时代周报：很多人会抱怨当前中国的环境出不了真正的现代舞大师，你是怎么看的？ 曹诚渊：有时会有人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代舞大师。我有个问题—什么叫大师？多几个人说就是大师吗？但是中国很多所谓的“权威”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还有一些舞蹈专业杂志，也是抱持非常保守的观念，连现代舞是什么都不懂。也不是说有个很轰动的作品就是大师，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有很多大师，比如我们舞团刘琦的作品《临池》，全世界都上演，每个地方都很轰动，但没有人说刘琦是大师。首先，我们觉得没有理由觉得她是大师；第二，在中国没有人会认为她是大师，因为权威看不上她—“我是权威，我都还不是大师，怎么会说我的后辈是大师？” 大师需要有人专门去研究他为什么好，这是很专门的学问。现在舞蹈界有所谓的大师，比如林怀民，那是因为他的身后有很多台湾文字工作者，林每出一个作品他们就研究，云门每次出去表演也有很庞大的宣传队伍，大师就出来了。我跟林怀民很熟，我说过我只喜欢他两个节目，一个是《薪传》，另一个是《水月》，其他我都不感冒，他也跟我打趣说如果我觉得无聊想睡觉就睡吧。可是那两个节目确实是非常好的节目，能有一个就很了不起了，中国有很多大师凭一个节目就做了国家一级编导，靠这个节目来撑起整个艺术生涯。即使是“大师”，也不可能每个节目都是大师级的编舞，其实真正了解艺术的人会把“大师”这个头衔看成笑话。 其实中国有很多很好的编导，他们很真诚地用自己独到的方式把想说的话在舞台上表达出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可你说他们是“大师”吗？我们根本没有条件“出大师”，因为首先中国舞蹈界自己都不承认这个事，其次很多研究者连现代舞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怎么可能从他们笔下研究出一个大师呢？ 我对中国现代舞的发展当然还是很乐观的。任何地方只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提高，就会有相对自由的空气与空间，就会有艺术家用他们的方法来阐述他们的想法，这是现代舞的土壤。在这个土壤里自然会培育出好的编导、好的演员。怎样是为“好”，我不能用一种规格来衡量，并不是说纽约做什么，北京、广州也得跟着做什么，我们有自己的艺术家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是很重要的声音，艺术就应该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