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像一颗炸弹扔进平静的白鹅潭，1966年6月起，与京城相隔千山万水的平静的广州城，也曾被激起层层大小的波澜。 “文革”期间，广州共接待全国红卫兵160多万人，在那“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中，蜂拥而起的红卫兵扫荡了广州石室、六榕寺、三元宫、海幢寺等宗教场所，以及先贤古墓等43处。又将革命大扫把伸向普通百姓家，扫出古瓷、古玩、字画和各类珍品共60449件，珠宝玉器38576件，还有白银、黄金等，最初一周已运走50 多卡车。善良的市民怕了，偷偷将祖宗留下的字画、袍褂、瓷器砸了烧了，有些来不及扔的，看着红卫兵整车运走。文昌南路兴贤坊18号是西关老街坊大屋，红卫兵清除其中的物品，用车子运了一整天，附近街坊看得目瞪口呆。市面上改名换姓的风潮席地而起，致美斋改成“永为民”，陶陶居成了“东风楼”，皇上皇变成“红上红”，大三元成为“今胜昔”，永汉路变为“北京路”，上下九改成“秀丽路”，长寿路变“曙光路”，惠福路变“向阳路”，白云路变“红云路”…… 《剑桥中国史》第十四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开篇序言中，作者认为“与帝国和民国时期不同，当时没有一个地区不受革命化的影响”。 而全面“革命化”之下，涉及每个人而无一例外的，应该是对衣服的“革命”。这也是“文革”爆发的40多年以后，学者孙沛东研究“文革”的新路径。她在新作《时尚与政治：广东民众日常着装时尚（1966-1976）》，对“文革”的日常着装做了详细的描绘，并试图回答：总体性社会中国家及其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如何型塑和规训个体的日常着装行为，人们在这种特殊的制度背景中采取何种着装策略？ “九江米醋”瓶量裤脚 “文革”前夕，国内各级报刊对“奇装异服”进行了全国性的讨伐。这实质上是“文革”时期“破四旧”的先声，荒谬事情每天都有发生，全国性的暴力与恐惧因此而蔓延。在其后的17年里，“奇装异服”一直是一个污名。直到1983 年12 月13 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出席团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就精神污染问题发表讲话，才算是为“奇装异服”平反。 在孙沛东看来，对衣服的“革命”，实际上可以被视作是“文革”的第一声惊雷。“所谓衣服，当然是指‘奇装异服’。”孙沛东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那年头，学生生活很穷，多数还是穿破衣裤上学， 属于赤脚大仙，服装的款式也不懂。但‘文革’一来，却把大伙眼睛点亮了，封—旗袍，资—西装，修—布拉吉（连衣裙），于是，马路上，小巷中，红卫兵岗哨对每一个路人盯着，满街盘查路人的裤腿尺寸、头发长短。普通民众因为发型、着装的原因而被剃‘阴阳头’，被剪烂衣服，被戴高帽游街批斗，甚至为此而自杀身亡。” 一位“文革”时期广州棉纺一厂女工向孙沛东回忆过一段“减裤脚”的往事。当时的广州，商场、街口都会有红卫兵拦截那些裤脚窄的人，一旦被抓到不符合规定的裤脚，就会被红卫兵拦住，“把一个米醋瓶塞进裤脚里，如果塞不进去就立刻把裤脚剪掉”。瓶身通常印着“九江米醋”字样，而宽裤脚的尺寸“起码要六七寸才符合规定”。 “街口和那些小商店里面都会有红卫兵，大家都人心惶惶，每个人都换回那些宽裤脚的裤子来穿。”这位年近七旬的受访者在回忆时感慨。 大街上上演“剪裤脚”，并非最极端的惩罚。一些“奇装异服”的尝试者，被当作奉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进行批斗，一部分被批斗者羞愤难当，甚至有人自杀。在孙沛东的研究中，一位小学教师向她讲述了自己“文革”时期上小学时候经历的事： 那时我们小学有个姓曾的老师，人很好，教体育的。他那时候穿过一件香港亲戚送的窄脚裤。学校广播叫我们去操场开会，就听到校长说：“大家别吵啊，静下来！革命群众说了，把我们学校地主子女揪出来！”接着，曾老师就被拉上台了，红卫兵拿剪刀把他的头剪成十字形，又给他戴上一个牌。斗的时候，学生啊，老师啊，被他老窦（粤方言，指父亲）老母剥削过的那些人，气的时候会用墨水浇他脖子。后来可惨了，他自杀了，割脉，送去医院抢救，没死。后来学校放假的时候，老师集中开会学习，他上吊死了。 除了“窄脚裤”，广东毗邻港澳台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喇叭裤较其他城市更容易进入民众的日常着装系统，而喇叭裤也成为一种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奇装异服”。不过，这些从“资本主义”流入的喇叭裤，自然必须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 通常的做法是将“资产阶级喇叭裤”改成“无产阶级牛头裤”。“牛头裤”是一种短裤，没有口袋、不用穿皮带，只用一根橡皮筋箍着，式样好似牛头状，便于跪或蹲在泥田中劳作，在上海地区被称为“三角裤”。“文革”期间布料供应紧张，全年每人仅有一丈三尺六寸，在革命形势的压迫下，广东民众被迫将亲戚从境外带来的一条条崭新的“喇叭裤”裁成了“牛头裤”，当然裤子上的英文标牌自然是要拆除的，其意义是“不想脑袋里有一种外来的、洋的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将来会腐蚀自己，会使自己变成‘修正主义’”。 “军装”也是奢侈品 一面是对“奇装异服”的“革命”，一面则是“革命服装”作为一种“主流的时尚”在广东人民的审美中蔓延。 根据孙沛东的研究，“文革”期间，包括广东在内的各城市居民的服装几乎是千篇一律，一律穿“革命服装”。不分年龄、职业、 身份、地位甚至性别，民众都以军装、工作服、中山装、列宁装和红卫装为主要日常服装，服装样极为单调。当时，纺织品和服装的生产也受到影响，很多深受人们喜欢的服装面料和款式都被戴上了“四旧”的帽子，有些花色品种被批判为“反动图案”。灰色、黑色、蓝色、草绿色（广东人称之为“黄色”）四种颜色，是当时领导潮流的主色调；“的斜”、“卡其布”和“坚固呢”质地的服装，共同引领那个特殊年代广东城市居民的着装时尚。 不过，不管在哪一个时代，时尚永远属于少数人。即便是在“千篇一律”的革命年代，“时尚”的军装、中山装等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穿得上。 能穿军装的人一般是“红五类”，穿起来就觉得比较“威水”（光荣、威风的意思）！ 意味着政治的……自豪感，没错，是政治的自豪感！军衫是“崇拜衫”、“明星衫”，很少人能够穿到。那时候你要能搞到一套绿军装，本身是一种荣誉来的啦，而且大家看到你有一套绿色军装就证明了你是很革命的，而且你是有一定的背景的。基本上都是一种权力，一种荣誉，安全感不在话下，而且很多人会羡慕你，拥护你。 穿上军装，人也好像“大噻嘅”，有权势点，有强者撑腰，有军队撑腰嘛，你出去交接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矛盾，穿着军装，就是军人，即使不是炫耀，都当你是军人！是军人，你就不要小看他呦：好厉害的！起码对方不敢有什么举动，声音也要降低八度呢！ “那时的军装有一些奢侈品的味道，就跟我们现在看LV是一个道理。”孙沛东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只不过，“文革”时候的“奢侈品”并不仅仅因经济因素而显得“遥不可及”。一些穿不上“军装”的人，则开始模仿。 上世纪60年代以后，广东城市居民，尤其是一些干部或知青大多穿蓝色和灰色的“军干装”。“当时我们在农场工作，一般来说，是没有工作服的，都是穿自己的衣服。工作的时候都是穿一些破衣服，缝补的衣服。放工以后就穿一些好一点的，不等于是款式新，或者衣服是新的，只不过尽可能穿一些没有缝补的衣服。有些人走去布店，买一些接近军装的布料，自己去裁制军装，实际上叫做军干服。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军装给人一个有组织、有派性、不受别人欺负的印象，就这样简单。”一位知青这样回忆。 政治资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众着装的“时尚合法性”。而那些家庭出身属于“灰色”和“黑色”的个体，往往选择并模仿“红五类”的着装，以此建构自身的革命趣味，表达他们的政治认同。一位出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黑帮子女”，曾因受灾行李被海水卷走，而因祸得福，穿上了“奢侈”的军装，便是其中一例。 她的父母原来在国外进行地下工作，母亲1936年参加革命，1949年10月跟随父母回国。“文革”前其父母在广东省政府部门当干部，“文革”爆发后身份一落千丈，受到审查，被打成了“黑帮分子”，并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1968年大学刚毕业，她响应毛主席“从旧学校出来的大学生要到部队农场、到工厂、到部队锻炼”的号召，在汕头某军垦农场插队。 “第二年就有一场特大台风和海潮，海水把我们的宿舍里的衣服、行李什么的都卷走了，都没有了。部队就决定按照解放军战士的待遇，发给我们两套军装，我们很珍惜，天天穿，可光荣啦！当上解放军可高兴了！当时我们的农场离汕头市挺近的，我们第一时间跑到汕头市照相馆去照个军装相。基本上是每个人都照了。第一时间！很高兴！很激动！拍军装相，寄回家。然后就去街上逛，吸引市民的目光，那真是……觉得特光荣啊！”穿上军装，这位被称为“臭老九”的年轻女孩，觉得自己成为解放军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港澳亲戚带来的不仅是花哨的旧衣” “面子制裁”对普通人有强大震慑力 时代周报：你这本书其实最早是博士论文，那时候你还是个学生。研究“文革”对于学生来说，还是比较少见。 孙沛东：我研究“文革”有一些现实的原因。我的祖父是贫农，父亲根红苗正，在“文革”中顺风顺水。母亲是地主的女儿， 外祖父家在革命的洪流中深受冲击。当时“穷矮矬”与“高富美”的婚配模式并不少见，父母的婚姻是历史的偶合。作为一个“文革”之后出生的中国内地人，我在成长过程中不时听到父辈有关“文革”的叙述。我对“文革”的最初印象源自于父母双方“如果不是因为我成分好，我就不能……”和“如果不是因为我出身不好，我就能……”的诉说。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记忆激起了我自己对“文革”本来面目的好奇。 2002年我硕士毕业以后，就开始在大学任教了，当时接触的多数大学生对“文革”这段历史基本是无知与冷漠的态度。这让我非常不安，我觉得十年“文革”，很多中国人经历了一种灾难性集体经验。但或许我们需要克服简单地视自己为某一历史境遇中唯一的受难者的观点，以此形成一种关于历史的真正的共识。这是我当时决定研究“文革”的想法。 时代周报：那个时候“奇装异服”的人实际上还是很少的，也就是你文章说的普通人都比较“老实”。那么，你怎么解读当时人们对待“奇装异服”的态度，比如喇叭裤？ 孙沛东：在“文革”时期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情境下，喇叭裤因为设计特征对当时的服装秩序构成了某种挑战，所以被视为一种危险的存在。而普通民众修改裤子的案例更加表明裤子与政治忠诚度和阶级属性之间的紧密关联。我的被访者中有人提到“洋货”后面的英文吊牌必须要剪掉，因为“不想脑袋里有一种外来的、洋的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否则“会腐蚀自己，会使自己变成‘修正主义’”。这表明一件普通的日常用品也“被具有”某种阶级属性，消费者的阶级属性与其消费品的阶级属性高度一致，“你就是你所消费的物品”，这实际上是通过阶级属性将人等同于物品。 此外，当时的普通人都比较“老实”。所谓“老实”，实际上就是对现存服装秩序的顺从。顺从背后隐含的是当时对合法性着装秩序的绝对权力和控制。最后，“文革”时期对“奇装异服”的“社会制裁”实际与个体的脸面紧密相连。“树活皮，人活脸”，这足以说明“面子制裁”对普通中国人的强大震慑力和胁迫程度。 “主体”纤维面料 时代周报：在整个“文革”的过程中，你是否有发现像《弱者的武器》描绘的“日常”形式的反抗，着装反抗的例子？ 孙沛东：我遇到过一个受访者，1972年冒险去广州上下九路某亲戚开的照相铺偷偷拍摄照片。尽管当时普通百姓照相不允许戴领带，但他还是戴上了那条香港亲戚送的鲜艳的红领带。后来我跟他访谈，说起这件事他大笑不已，内心是非常骄傲的。 那个时候的女人都很中性，曾经有一部电影里面就有说，如果你的胸部太过坚挺，都算是资产阶级！胸部发育了的女青年，每天诚惶诚恐，如临大敌，恨不得将自己身体上凸出来的部分，一巴掌摁下去。但即便是这样，她们还是会有一些“低姿态的反抗技术”，尤其是在衣领上打打“擦边球”，把原来的“斜领”改成“直领”、“一字领”、“燕子领”和“圆领”等。 时代周报：不过，因为本身地理位置的原因，广东居民显然更容易接触到港澳台的“服装”，除了将亲戚带来的诸如“喇叭裤”改一改之外，是否会对居民产生冲击？ 孙沛东：在“文革”后期，港澳台同胞回中国内地的次数比以前增多了，广东地区与外界的往来也增加了，本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人，发现“他们”的服装款式和颜色与自己的完全不同，产生了一种好奇心理与攀比心理，“别人都穿成那样了，我们还穿成这样吗”？ 广东地区居民的服装款式也因此开始出现比较多样化的趋势，但是日常着装的色彩仍旧比较单一和保守，仍旧以蓝色、灰色和黑色为主。然而，多数居民更多自行买布，请裁缝缝制新衣。男装的衣领开始重现“类西装”的样子，相对于“文革”初期和中期盛行的“绿军装”、“中山装”和“工作服” 的竖领而言，“类西装”式男装的衣领比前者更宽。 在我看来，港澳亲戚带给内地的不仅仅是几件花哨的旧衣服，它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世界以及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隐喻”；它有可能挑动民众内心不安于现状的神经，刺激他们对自由、个体、自我等的思考。这些正是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社会上出现的反思和思想解放的先声。 时代周报：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认为消费是一种经济现象。但是你的“文革”中的着装时尚，其实是一种有关消费的“政治”面向。 孙沛东：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消费政治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同一种消费现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情境中，有可能被界定为政治问题或者非政治问题。关于“需要”的政治有两个划分法：一种是国家主义计划经济的强制性政治，“由国家规定什么是正确需要的政治”。另一种是自称为不是政治的政治，即消费个人化、经济自由化的市场自由主义政治。按照这种分析，1949年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历了“需要”的政治化的历史阶段，或者称之为“需要”的国家主义。国家统一规定需要及需要满足，个体的消费生活受到国家的掌控，消费者只是受控者，不是消费主权者。
这种“需要”的国家主义，在当今世界依然还有存在。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美国学者的研究发现，朝鲜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穿着制服，而这些衣服大部分都是由朝鲜制衣制造：统一的学生装、售货员服装、列车员制服、劳工装，当然还有工厂工人的工装。衣服多由一种叫维尼龙的化纤面料制成，这种质地较硬、外表发亮的合成面料是北朝鲜所独有的。朝鲜人对这种材料也颇引以为豪，是由一个朝鲜发明家于1939年发明的，因而也被他们称呼为“主体”纤维。与“文革”时期的广东一样，朝鲜民众的日常着装按照职业身份分成学生装和工人装等。在服装面料上，“主体”纤维的命名旨在彰显民族自豪感，增进国家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