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随着我国恢复与参加各种专业性国际组织，包括政府、企业与商协会在内的各类经贸话语权参与者的国际活动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基本已具备了参与话语权的条件。政府方面，相关行政部门设立了相应的职能部门，不仅与对口的国际组织进行交流，与国外政府的相应部门进行协调合作的行为也在日益增加；企业方面，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和贸易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断地“走出去”，使中国与外部世界以国际合约形式表现出来的利益联系越来越紧密；商协会方面，除了数量达到600多家的全国性商业行业协会，在各地区和民间以商协会名义开展活动，并进行社团登记的社会组织已有数万家，在公共部门和企业界的支持下，专业商协会代表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话语权的身份也逐渐清晰起来。 以加入WTO为重要标志，我国国际经贸话语权实现了质的提升。入世前后，我国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修订了2300 多份法律法规和数十万份政府文件。此外，随着我国各类期货市场的发展与健全，加之政府、企业与商协会不断加强沟通与协调，我国争夺大宗商品定价权的能力也有了显著提升。而随着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币也正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进入了上升通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企业与商协会走出国门的能力逐渐加强，在发生经贸纠纷时，越来越多的企业懂得在专业商协会的平台上抱团形成合力，通过国际通行的手段积极捍卫自己的权利。例如，在美国和欧盟发起轮胎特保、钢管反倾销、光伏反倾销等贸易救济调查时，相关行业企业在商协会组织下采取了回应措施，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再如，浙江通岭集团是一家从事电器设备生产的民营企业。该公司在美国多次被竞争对手以知识产权问题进行恶意诉讼。十多年来，公司赢得了多起专利官司。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该公司做出一个重要的决策，即把美国市场的全部利润用于支付法律成本，全力占住美国市场。企业有此意识，用其董事长陈伍胜的话说，完全出于对海外市场话语权的珍惜。 在看到一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只是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被动参与者，中国对国际经贸话语权作用的认识及其应用刚刚起步，在话语权的各个领域还比较薄弱，政商联动、人才培养、商协会建设方面都存在较多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与民间缺乏互动渠道，对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话语权的力度与效率造成了不利影响；相关商协会组织企业家出访受到各种限制，不走出去又由何谈及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我国市场化程度不高，金融体系相对较为脆弱，难以支撑人民币在短期内实现国际化。尤其突出的是，我国企业多数尚未认识到培养参与国际经贸话语权专业人才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企业通常遭遇的困境是懂业务的不懂外语，懂外语的不懂业务，难以有效地进入国际经济组织的核心圈层。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国有企业专业人员不能长期稳定保持专业岗位的工作。加之企业缺乏海外社会责任管理能力，海外公关能力总体偏弱，也进一步制约着我国企业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国际经贸话语权关系到我国在世界经贸秩序中的大国地位，影响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运行效率，决定着企业的未来生存与发展。下面笔者将着重就中国外向型企业如何深度参与国际经贸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展开论述。 首先，企业内部应将国际经贸话语权上升到企业战略的高度，对此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向型特点越来越鲜明。目前，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50.1%，货物贸易居世界第一，非金融类对外投资世界第五。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使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不断扩大，而享有对等的国际经贸话语权则是保障我国企业海外经济利益的有力“武器”。 第二，企业应当形成合力，减少内耗，抱团出击，要与相关专业商协会形成协同联动效应。以钢铁行业为例，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12年粗钢产量达7.1654亿吨，创下历史新高，稳居世界第一产钢国的位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钢铁企业利润率长期处于低位徘徊的状态，甚至面临着成本与钢价倒挂的窘境。这其中当然有经济大环境萧条，终端需求不振的原因，但中国钢企由于对上游铁矿石定价话语权的缺失而导致被长期套牢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游铁矿石基本由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必和必拓公司和巴西淡水河谷公司三大矿山垄断。而下游中国钢铁企业却惊人的分散，1998年中国有177家钢铁企业，2007年增长到315家，虽然在国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的大背景下，我国钢企数量有望通过重组减少至200家左右，但各个钢企集中度低，同质化竞争严重，给了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各个击破”的机会。而在全国性的业内商协会的有效统筹规划下，各个钢企完全可以在定价权谈判过程中形成合力，一个拳头对外，与上游供应商掰手腕。
第三，企业要坚持创新，占领理论与技术的制高点。只有领先者，才有发声的底气，才有足够的影响力。是否有理论上的创新，能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与规律，是否掌握最先进的技术，都直接决定着企业是否有足够的国际话语权。尤其是在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新兴行业领域，中外企业起跑顺位差距相对较小，如果中方企业能够加大对研发创新的投入与支持，真正建立独立的研发团队，进而在技术与标准制定方面实现突破，则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 第四，中国企业要积极担负起更多的海外社会责任，提升公关能力，真正赢得外方企业与民众的尊重。中方企业应在建立精细、公正、负责的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基础上，依托较为完善的社会责任管理制度，充分针对当地特点，多向当地商协会和专业机构咨询，消除当地民众可能存在的对于中国企业粗放发展与野蛮扩展的偏见，在慈善与公益事业上多做文章，在强化自身品牌与形象的同时，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要看到，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是系统化、全局性的涵盖政府、商协会与企业的全方位工作，而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企业尤其要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培养专业人才的耐心，加深对国际通行经贸规则的了解与认知，唯有这样，企业才能够抓住当前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的黄金战略期，积极作为，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实力。
